國家發改委會同財政部等17部委近日共同制定了《“十二五”節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方案中提出，將加快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全國政府機構公務用車按牌號尾數每周少開一天，并開展公務自行車試點。正在輿論對此熱議之際，從國家發改委以及牽頭政府機構節能減排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獲悉，這一方案為倡導性質，并非強制性安排。

　　節能減排著眼于公車，按尾號限行，這個《“十二五”節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原本激發了公眾一些熱切的期待，在其剛剛披露的時候，已經有媒體評論興奮地指出，“公車按尾號限行是一石三鳥的良策”，也有媒體在為如何落實這個方案出謀獻計，而現在從相關方面發布的消息看，因該方案的良好前景而振奮也好，為其可操作性不強擔憂也罷，都不過是無的放矢。本來就沒有做落實的準備和打算，還談什么可操作性?又遑論美好愿景?

　　平心而論，對公車設限只倡導不強制，當然不乏理由。其實公車限行，早在4年前國家就下發過文件。2008年8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入開展全民節能行動的通知》，要求除特殊公務車外，各級行政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公務車按牌號尾數每周少開一天。通知下發后，據報道，包括北京、上海、廣東、山東在內的國內多個省市還曾專門出臺了具體措施，并大力推廣。4年過去了，公車輪休政策顯然并未得到很好的執行，在很多地方就是一紙空文。除了這一前車之鑒，人們對不強制限制公車的方案抱有理解之心的原因還在于，哪怕是在諸如反腐倡廉等更莊嚴的領域，即使是強制性要求，又有多少制度逃脫了被杯葛的命運?與其眼看一個設計良好的方案在實踐中被架空，還不如放低標準，這也許倒是一種務實的選擇。

　　然而，即使方案制定者有其苦衷，卻難以躲過公眾的兩個追問。第一個追問是：在節能減排的問題上，為什么總是律“民”從嚴而律“官”從寬?在當下中國的每一個大城市，幾乎都有限行措施，而這樣的措施幾乎又從來只是專門針對私車。限制私車時，雷厲風行，輪到限制公車之際，卻是和風細雨，甚至常常只打雷不下雨。當公車在節能減排的問題上都別具特權時，公眾心目中的節能減排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嗎?

　　第二個追問是：既曰“節能減排全民行動”，那么是否應該著重體現官員和政府部門的責任?答案本來是毋庸置疑的，自節能減排成為國家加強宏觀調控、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任務以來，政府責任一直為各級官員所強調，但實踐中卻往往不是這樣，公眾看到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扮演的常常只是節能減排的組織和領導者的角色。為了達到節能減排的指標，這樣的角色可以大手一揮，對居民區斷電停暖，但如果問到他們自己所節之“能”所減之“排”何在，恐怕就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

　　節能減排必須強化官員和政府部門的責任。這種責任不僅包括其作為組織和領導者的責任，更指其像他們所規定的每個公民那樣擔當、踐行的責任。環境治理注定會讓人“搭便車”，因此作為公民個體來說，很難自動生發節能減排的緊迫感，而中國的環境問題又的確到了十分嚴峻的時刻，這就尤其需要有人在其中率先垂范。毫無疑問，這個率先垂范者只能是政府及其官員。只有政府及其官員明確表示愿為環境的好轉而放棄一些享受、做出一些犧牲并付諸行動時，公眾關于節能減排的基本共識才會建立起來，否則無論政府下發多少文件，官員再言者諄諄，在公眾這里都不過是風過耳而已，因為他們很難相信，節能減排真是自己的事情。

　　回到公車限行的議題上，公眾的困惑是“每周限行一天”究竟難在何處?如果這都落實不了，是否近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這樣的觀感對節能減排乃至政府形象皆非利好，如何扭轉，明智者當自有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