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視民生的“兩會”主旋律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同樣應當引起高度關注。而“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設定的能源強度下降目標低于“十一五”，并不意味著這一約束性指標更容易實現。

　　盡管“十一五”能源強度下降指標沒有完成，在落實過程中還出現了諸如拉閘限電等行政手段泛濫現象，但其政策方向是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這一指標規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抓手。在“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未來五年語境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仍然是重中之重，節能減排的抓手作用不會弱化。

　　從節能本身的意義看，正如溫家寶總理在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問題，以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為首。降低能源強度進而控制能源消耗總量勢在必行。

　　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承擔大國責任的角度看，中國決定到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強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到４５％，事實上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２０５０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為中國構想了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景模式：到２０２０年，在碳排放總量顯著減緩乃至基本不增長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到２０３０年，在碳排放總量減少的情況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最終使中國２０５０年的碳排放總量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水平。更有激進的觀點認為，中國２０５０年的碳排放總量應當降至１９９０年的一半，從而與世界減碳路線圖保持一致。

　　上述任何一個理由，都令我們對“十二五”節能減排不能掉以輕心。而上下高度重視，只能保證我們會盡可能接近目標，并不必然保證目標完成。因為“十二五”的節能減排環境不同于“十一五”：

　　首先，“十一五”節能減排工作尚在淺水區，過度粗放的增長方式，恰恰給產業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提供了相對富裕的操作空間，以關停兩高企業為代表的結構減排貢獻不可小視；基于顯著“關停業績”的“十二五”，要想有效節能減排，必須將操作難度大大增加的技術減排真正提上議事日程。

　　其次，“十一五”的節能減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行政減排。指標層層分解到地方政府與大型國有企業，以這些單位的責任狀和領導人烏紗帽做擔保，雖然簡單，但行之有效；顯然，行政減排的可持續性值得懷疑；進入深水區的“十二五”節能減排，必須更多運用市場手段和法律手段。與行政手段相比，操作難度同樣大大增加。

　　第三，理論界關于中國是否已經處于能源強度持續下行通道的看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還將出現二次爬坡，從而在認識上造成模糊，助長了節能減排問題上的消極情緒，給節能減排的實際操作帶來心理障礙。更何況，學者觀點不可能是空穴來風。

　　無論任務多么艱巨，政府的決心已經彰顯：在“十二五”規劃中，設定了并不比２０％更容易完成的１６％的能源強度降低約束性指標，新增了碳強度約束性指標，同時提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并明確控制目標和分解落實機制，以及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

　　當然，落實遠比計劃艱難。在接下來的五年，必須做好的幾件事是：完善化石能源替代方面的政策與法律體系；探索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財稅政策；千方百計加大技術投資；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強化能源需求側管理；加快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扎實推進環境信息公開。

　　假如這些綜合手段能夠分別進行科學和細致規劃，甚至設定一些約束性指標，到“十二五”期末，發改委官員或許不需要因為拉閘限電而對公眾誠懇檢討了。反過來，這也說明，節能減排問題同樣是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