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與事故處置的專家估算，此次鎘污染事件鎘泄漏量約20噸。“如此龐大的污染團出現，真的只是兩家企業違規排污的結果嗎？”曾在廣西調研長達三年的張立偉對于“徹查”結果深表懷疑，他認為，在兩家“落水”企業的背后，是無數還在“潛伏”的高危企業。“根據目前公開的信息，金河礦業堆放的廢渣是兩萬余噸，含鎘量不足100公斤，立德粉廠的排污量也不足以超過一噸，剩下的鎘從而來？”

　　張立偉認為，“20噸的巨量鎘很可能是多家企業長期、大規模的排污累計爆發導致的結果。”

　　項目審批權上提，“實在太晚了”

　　廣西，被譽為“有色金屬之鄉”，目前已發現礦種145種，已探明的礦藏儲量高達97種，多種礦藏儲量位居全國、甚至世界前列，是中國10個重點有色金屬產區之一。

　　河池市，更是廣西有色金屬資源整合的主戰場。據廣西環保廳公布的數據，2010年，河池有色金屬產業生產總值突破百億元；2011年，有望突破200億元。當然，與河池坐擁儲量價值700億美元的有色金屬“寶藏”而言，挖掘的潛力依然很大。

　　資源豐富意味著巨大的商機和財富，但同時，也引發了層出不窮的環境問題。據公開資料顯示，廣西全區共有465家重金屬排放企業，僅河池市就有154家。自2001年至今，僅河池市就已發生至少三起特大砷污染事故。“十一五”期間，廣西也曾數次展開重點礦企和冶煉企業的檢查整治工作，僅河池市就一次性關閉了南丹縣境內的10家選礦廠、5家冶煉廠和金城江區的3家選礦廠、1家冶煉廠。

　　但再次發生的鎘污染事故表明，“有色金屬之鄉”仍然隱患重重。

　　“2004年以前，重金屬項目的審批并沒有被單獨列出來，只是按照常規投資項目審批的程序走，也就是按照投資規模確定審批級別。”中國電池工業協會浙江鉛蓄電池行業協會秘書長姚令春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

　　投資規模較大的，由省區一級審批，“這些企業大多是設備先進、技術完善的龍頭企業。”投資規模較小的，由縣市一級審批，“這些企業中混雜了手續不全、缺乏開采和經營資質、設備落后、管理不成熟的小廠房，甚至是作坊。”姚令春說。

　　因此，漏洞百出的小企業反而落入了較為寬松的關卡中，躲過了省區一級更為嚴格的審查和監管。“縣市一級的基層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快速提高當地的經濟水平，也為了增加稅收，提高業績，就不免手下留情，允許魚龍混雜的重金屬項目遍地開花，一旦開工，就心存僥幸，放松警惕，污染事故頻發也就不足為奇了。”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主任馬天杰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分析說。

　　張立偉認為，“廣西是一個典型的用環境換經濟的地方，礦山開采和冶煉占據了自治區GDP的大部分，地方政府一直都很清楚這些產業會給環境帶來什么樣的破壞作用，但卻無法忽視短期利潤所帶來的誘惑。”

　　在廣西龍江河突發環境事件新聞發布會上，應急指揮部新聞發言人馮振年的一番話表明了廣西的決心——“河池市必須引導和幫助企業調整產業結構，對企業進行優化升級”。與此同時，廣西展開了專項行動檢查，并提出將嚴格規范涉及重金屬項目的審批。“各市新建涉及包括鎘在內的5種主要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的項目，必須報自治區重大項目推進工作聯席會議研究審核同意后，才能辦理相關審批手續；重大的涉重金屬污染物排放項目，要提交自治區政府常務會議審定。”

　　“上提重金屬項目審批權是因為鎘污染事故發生了，在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地方政府才有了改變的勇氣。”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理事長助理于清教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上提重金屬項目審批權至省區級早已是大勢所趨，廣西的決定“實在太晚了”。比如，早在2011年3月，山東省便決定嚴控重金屬建設項目的環評，所有手續交由省級或市級環保部門審批，各縣(市、區)環保部門不再審批。

　　“相較之下，廣西的重金屬項目審批一直停留在縣市級，至今才宣布上提，顯然是各級政府之間角力的結果。”張立偉透露說，他曾在廣西河池市的南丹縣、環江縣、金城江區等地做調研，縣市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極為親密。“很多縣市級領導的親屬都在當地從事礦山開采和冶煉行業，甚至是一方首屈一指的大戶，他們以密切的裙帶關系集運動員與裁判員的角色于一身，被戲稱為土皇帝，他們怎么愿意自治區的領導管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