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圍繞如何通過碳減排讓地球“降溫”一事，各參加國的博弈在不停地升溫，甚至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這種博弈體現在多個層面，既有碳排放大國家之間的博弈，也有碳排放現實受益國（工業化國家）與受害國（沿海低地國家及雪山國家）之間的博弈，還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碳減排方面的博弈。事實上，從《京都議定書》，到巴厘島路線圖，再到哥本哈根，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一直存在嚴重分歧，作者認為，這兩個陣營在碳減排方面的博弈結果將成為這次哥本哈根峰會能否達成有效協議的最關鍵因素。

　　事實上，在這場博弈中，發達國家是既得利益者，擁有著強大的碳話語權與主動權，它們擁有資金、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可以通過發展本國的清潔產業及碳排放轉移的方式做出“高調”的姿態，借助這種優勢，“居高臨下”地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超出發展中國家現實及承受能力的不合理的要求。哥本哈根峰會的主辦國提出“要求2050年減少全球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并把2020年作為碳排放的頂峰年”的草案就是這種思路的一種表現。

　　面對發達國家的咄咄逼人，發展中國家并無更多選擇，一方面要據理力爭，絕不可能對發達國家的要求做出無原則的讓步；一方面又不應該放棄作為全球氣候公民的責任，因此，發展中國國家應該在不得不的狀態下去算好五筆帳，以爭取一個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局面。
 

　　我們來看看發展中國家要算的這五筆帳是什么？

　　第一筆，歷史帳。全球氣候變化在今天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對人類文明造成重大威脅的問題，主要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不斷向大氣中排放有害氣體的結果。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通過較早進行工業化，通過高密度的碳排放而實現其今天的經濟地位的，目前大氣中的有害物質約有80%是西方國家歷史至今排放的結果。因此，面對今天的全球氣候問題。西方發達國家要負主要的責任。發展中國家應該理直氣壯地要求西方發達國家為其歷史上的排放行為負責。正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所做的那個比喻，一場盛大的宴會，不能讓最后只趕上喝了一杯咖啡的窮親戚一起費用平攤，西方發達國家必須要更多“買單”。

　　第二筆，發展帳。在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下，碳的高密度排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副產品，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可能逾越這樣一個階段。當發達國家通過早期的工業化高排放階段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之后，再以自己的低排放密度來要求發展中國家，無疑就在牽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來避免新興國家的崛起對發達國家形成挑戰，維持目前發達國家處于全球利益高端的格局。面對這樣的情況，發展中國家必須要堅持自身的發展權，要求發達國家擔負相關的責任。

　　第三筆，人均帳。關于碳排放有三個衡量指標，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密度、人均碳排放量。在目前的年碳排放總量居前的國家中，中國、印度、印尼等都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以總量為依據要求發展中國家制定明確的減排計劃，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發展，就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實現較低密度的碳排放，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多是人口密度高的國家，中印就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國，這必然導致碳排放總量方面出現一個較高的數字。發達國家以碳排放總量限制來要求發展中國家，無疑就避開了自己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比如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國的三倍以上，卻試圖要求中國執行碳總量減排標準，這是一種既推卸自身責任，又對中國的發展進行曲線限制的行為，中國應該與所有面臨同類壓力的發展中國家一起發出共同的聲音。

　　第四筆，轉移帳。西方發達國家在較早完成了工業化之后，通過產業升級，將低端的高耗能、高排放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將本國的碳排放行為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表面上看似本國減排了，但是世界的碳排放總量并沒有減少。發展中國家付出了高排放及環境污染的代價為發達國家提供它們所需的高耗能低附加值產品，卻又要承擔起減排的重任，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不但不積極通過技術、資金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碳排放問題，反而提出征收“碳關稅”的建議，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發展中國家同樣要與發達國家算好這筆帳，應該理直氣壯地要求發達國家為這種碳排放的轉移擔負責任。

　　第五筆，責任帳。上面四筆帳都是算給發達國家看的，要求西方國家正視自身責任，為碳減排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時，發展中國家也要跟自己算一筆帳。固然目前的世界氣候問題當中，發達國家負有主要責任，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在碳排放問題上面無視自己的責任。畢竟地球是一體的，人類社會不可能只通過部分地方的碳減排努力就可以實現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為發展中國家既要考慮本國的發展階段，據理力爭在碳減排方面維護本國的利益，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在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密度、人均碳排放量方面尋找一個平衡，為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努力。

　　作為發展中國家陣營的成員之一，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國之一，中國必須以積極的姿態響應與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和國際協議。因此，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十天的11月26日，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將把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45%，以此體現中國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那樣，中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哥本哈根會議“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取得公正、合理、可實現的成果。”

　　圍繞碳減排，世界各國的博弈顯然不會只限于在哥本哈根召開的這次峰會，一次會議也不可能解決復雜的全球氣候問題，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與發達國家的碳博弈中能夠認真算好以上五筆帳，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在實現本方的發展目標與擔負起世界氣候公民的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就是最適合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