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企業卻不承擔污染的責任，也不為土壤的恢復和治理付費，而將污染的成本最終轉嫁給全社會來買單，這明顯是不公平的。

據媒體報道，今年國家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綜合治理工作，并先期在湖南省長株潭地區開展試點。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僅受重金屬污染的農業耕地就有2000萬公頃，即使采用成本較低的植物修復法，其修復資金也將達到6萬億元。

自從鎘大米事件發生以后，我國的土壤污染問題開始越來越引起重視。為此，解決土壤污染問題也被列入《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規定“十二五”期間用于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為300億元。相比于修復資金的總需求，修復資金缺口巨大，這使得我國土壤污染治理、特別是重金屬污染治理及修復工作面臨巨大壓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造成重金屬污染的企業，以及準備使用被污染土地的企業，同樣需要承擔這筆高昂的費用，而不能僅僅讓政府買單。這些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造成了污染，倒推過來就是企業的污染防治投入不夠，至少未能滿足環境影響評價中的要求。而當土地遭受污染、不適宜繼續使用的時候，這些污染企業卻不承擔污染的責任，也不為土壤的恢復和治理付費，而將污染的成本最終轉嫁給全社會來買單，這明顯是不公平的。

這就不禁引人反思，那些造成污染的企業哪里去了呢?從民事賠償的角度，我國法律基于大陸法的框架，對于不確定受害人的案件沒有明確的起訴主體。從而，那些因為土壤污染而受到損害的人群等等，無從追究污染企業的責任。

企業污染了土壤，然后土壤又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加之土壤污染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才能達到污染的濃度，而且證明責任還在原告這一方面，在目前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下，土壤污染的法律追責難度可想而知，受害人甚至無從證明損害來自于哪家污染企業。

上述兩個困境，在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也是同樣存在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同的國家都有著不同的公益訴訟制度作為補充。無論是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還是擴大集體訴訟的立案標準，都朝著有利于幫助受害人及國家追溯污染者責任的方向發展。而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環境公益訴訟法律制度，導致公共利益受損案件在法律上一直處于空白期。如今，面對土壤污染治理的巨大缺口，也是時機考慮調整公益訴訟制度，懲罰污染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