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哥本哈根會議的大幕就將開啟。有人說，如果本次會議取得成功，將不啻于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一場看上去只是討論氣候的國際會議為何如此重要——

　　“2009年，將會因為金融危機而被歷史銘記嗎？不，我們不希望這樣。2009年應該被這樣銘記:在這一年，全球找到了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法，找到了應對挑戰的政治意愿，并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希望和機會。”
 

　　全球自然基金會（WWF）所發表的這段話，道出了人們的期待。未來12天里，美歐名城哥本哈根所發生的一切，也許都將影響未來數年里的全球氣候政策，甚至影響人類歷史。 

　　談什么？怎么談？ 

　　“為達成一個明確統一的新協議，各國需要拿出合作與妥協的精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秘書長埃博爾日前表示。
 

　　他指出，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須達成一個新協議，它應該包括3個方面:發達國家到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能力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減緩氣候變化的短期和長期資金和技術支持。12天的談判，就將圍繞這些主要議題展開。 

　　《公約》有兩個附屬機構:監督《京都議定書》執行進展的附屬履約機構（SBI）和負責向《公約》締約方大會提供技術轉讓等建議的附屬科技咨詢機構（SBSTA）。根據議程，兩機構都將于12月8日—12日召開自己的第31次會議。 

　　“大多數議題都將被拿到這兩個會議上討論談判，形成草案后，遞交締約方會議批準。實際上每天討論的具體問題都是新鮮出爐的，要根據前一天的談判進展而確定。”即將動身前往丹麥的“氣候組織”政策與項目研究總監喻捷介紹說。 

　　以SBI會議為例，會議將審查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果，對發展中國家獲得和分配資金支持的情況進行通報，并向兩個締約方大會遞交這些問題建議和決定草案。 

　　“議程中間幾天是不對媒體和非政府組織（NGO）開放的非正式團體會議，這些會議實質上就是各國談判代表唇槍舌劍的‘戰場’。”喻捷告訴記者，“最后幾天是最高潮的階段，屆時很多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將參會，大會將宣布最終達成的協議，至此，這場年終氣候大戲的結局也將水落石出。” 

　　為啥要談？ 

　　“排放權即發展權”這句話近來反復被提及。正因如此，這場討論氣候的國際會議才受到了超乎尋常的重視?？梢韵胍姡绫竟惱瓡h中心的談判桌上，將會是怎樣一幕“硝煙彌漫”的情景。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鄒冀指出，氣候談判是國際戰略的新“邊界”，討論的實質是國際責任體系建立過程中的權利分配問題。“在全球變暖對溫室氣體濃度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溫室氣體排放容量正成為新的稀缺戰略資源，事關經濟發展戰略空間和發展權力。” 

　　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則算了這樣一筆賬:要實現到2050年控制溫升2℃的目標，發達國家就要減排80%，人均排放為253噸，而發展中國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間僅為人均82噸左右，這將嚴重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若從歷史角度來看，反差更大:從1850至2050年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積排放將高達1206噸，而發展中國家只有330噸。 

　　與此同時，減排就意味著未來各國經濟將往低碳方向轉型。鄒冀表示，低碳經濟形態的形成將重新定義長期競爭力，具有廣泛而重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含義，進而關系到國際戰略競爭的格局。而低碳經濟的形成要依賴技術，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創新能力薄弱。僅以中國為例，中國節能減排領域目前有幾十種主流骨干技術，但其中的很多中國都不掌握其核心技術；而“在美國國會的字典里，是沒有‘給中國錢’這幾個字的”。 

　　因此，無論是減排目標還是技術轉讓與資金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能否在此次談判中達成一致，都還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