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綠色金融戰略發揮用武之地，提供了一個大的前提和環境。

　　資本總是喜好聚集在勞動力價格低廉和環境破壞容忍度大的市場里，我國恰好這兩種情況兼而有之，所以全球有1/3的資源蜂擁而至為中國所耗用，

　　但我們卻只能為全球提供10%的產品與服務，這說明我們的資源合理利用率非常低，資源利用率低的表現之一就是高能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實際上是因為現有增長模式無法持續。轉變增長模式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而金融資源配置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是引導和破解產能過剩約束資源環境的有效利器。從國際經驗看，用綠色金融理念促進耗能企業接受資源環境約束，是解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的重要途徑。

　　當然，我國還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隱含于對綠色金融排斥：一是銀行自身沒有動力去推動，我國幅員遼闊，銀行業也參差不齊，各個銀行經營理念不統一，大部分銀行是以自身利益為重，社會責任感不強，信貸資產過于注重企業的抵押品，對企業的經營項目是否節能降耗關注度不夠，這給高耗能企業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二是市場沒有銀行選擇的余地，我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服務型、清潔型市場不足，因此銀行資金投向就無法拒絕耗能企業。三是社會訴求不同，政府過于追求GDP是否上升，節能降耗所需要的環保理念被GDP上升的沖動所覆蓋。這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沒有讓位于市場。而企業追求的是利潤，環保費用只會拖住利潤的后腿，再說地方政府保護主義常常借口保護地方經濟使治理節能降耗難以實現，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節能降耗所包含環保意識只能存在于企業的良心發現。

　　那么，如何看待綠色金融與環境的關系？從外部情況看，自2002年在倫敦國際知名商業銀行會議上提出名為“赤道原則”的信貸準則以來，全球有70多家金融機構對項目融資采用“赤道原則”，這項準則使項目融資業務量達到全球項目融資交易額85%以上，并很快遍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利用金融杠桿促進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和諧發展漸成為主流。國外的這種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借鑒。

　　發展綠色金融必須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中國經濟已在結構上發生著悄然改變，互聯網已把社會改變成信息化社會，所以企業的耗能已逐漸透明化，為銀行綠色金融的信息采集提供了一定條件。從戰略角度思考綠色金融主要是建立健全相關機制，把對節能減排的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的考核體系，用綠色金融市場的占有率考核地方政府得分，迫使地方政府轉變職能成為服務型政府。

　　從內部情況看，我國采納“赤道原則”的僅興業銀行一家，按照中國銀監會披露的信息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末，國內21家主要銀行機構綠色信貸余額達4.9萬億元人民幣，截至2013年6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為68.1萬億元中，綠色貸款僅占7.1%。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的綠色貸款占比是非常低的，因此在我國產業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就更有必要用金融去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其效果是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門管理所無法比擬的。

　　綠色金融還要與其他政策手段相配合，對耗能企業不光要從銀行調控還要利用稅收調控，進行雙向調控，耗能企業要征收高稅率，銀行向耗能企業放貸也要征收高利率，國家要結合法律法規、產業政策、行業準入標準等，以配合綠色金融政策建立長效機制，用金融的內在杠桿作用擠出高耗能產業或迫使其進行結構型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