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哈藥污染門事件”后，中國環保的風暴愈演愈烈，作為污染大戶的原料藥企業華星制藥等不斷被暴出污染事件，面對自05年以來不斷升溫的環保風暴，藥企采用了“一遷了之”的態度，但搬遷并不能杜絕污染，原料藥產業轉型之路任重而道遠。

    作為“原料藥大國”，我國一些原料藥生產企業面臨著與哈藥總廠同樣的困境——一面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生產工藝，一面是附加值和利潤率都比較低的產品。而由于產品同質化傾向嚴重，藥企通常采用“價格戰”方式搶占市場，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利潤率，而投資解決環境污染，就會更進一步降低企業的利潤率。同時，低端原料藥生產環節本身污染較嚴重，使得發達國家早已將這些產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2010年開始，環保部頒布了《制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新標準中，主要指標均嚴于美國標準,例如發酵類企業的COD、BOD和總氰化物排放要求與最嚴格的歐盟標準相接近，環保門檻上調了一倍多。由于原料藥是化學藥生產中的污染和能耗大戶,一直是環保部門重點污染監控的目標。可以明確的，企業若要在環保部頒布了的法制社會下生存，必須達標。但是，若一切符合標準時，企業對利潤不滿，或者甚至入不敷出，企業就面臨調整。

    然而，中國高環境風險高污染的原料藥企業則主要通過搬遷來應對環保風暴。

    由于各地政府環保監管力度不同，越來越多的原料藥企業已經逐步將生產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包括安徽、江西等地的一些廠區，已經成為污染的重災區。例如，聯邦制藥和石藥集團紛紛將原料藥生產企業搬到成都、內蒙古等偏遠地區，而新昌地區也對包括新和成藥業、京新藥業、新昌制藥等在內的三家制藥企業提出了搬遷要求。

    很多地方政府考慮到企業納稅，考慮到員工穩定，對于環保管理往往流于表面，這也造成很多企業有恃無恐，這個地方不讓我排,我換個地方繼續排放。低端原料藥利潤微薄，但企業升級能力有限，不得不繼續在低端市場競爭。

    或者，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做原料藥的高端產品，高利潤率，會誘使企業心甘情愿為環保事業付出代價。

    原料藥處于制藥產業鏈的末端,附加值較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往往治理難度大且處理成本高昂。這也是為什么跨國藥企紛紛將原料藥生產轉移到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原因,許多藥企已經不在歐洲本地設廠生產化學原料藥，尤其是青霉素工業鹽類等大宗原料藥。

    針對同樣的發展環境，印度對事情的處理就好于中國。曾幾何時，印度是僅此于中國的原料藥生產國之一。然而印度經過幾年的研發，產業轉型為原料藥制劑，逐漸向產業鏈的高端轉移，也逐漸擺脫了環保壓力。目前印度已取代美國成為中國原料藥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0年中國對印度出口原料藥總額達29.22億美元，比美國高4.46%。但在數量上印度仍低于美國，這意味著出口印度的單價較美國更高。印度樂于出高價，意味著其下游制劑產業已經完成布局，正在快速發展。而中國還在低端的原料藥領域徘徊。

    “原料藥和化學藥品制劑是化學制藥工業的兩大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醫藥企業有4,000多家，上述兩大板塊的總產量約193.5萬噸，2009年醫藥工業總產值達1.04萬億元。截至2010年，我國原料藥達到1,500多種，占全球的1/5，其中抗感染藥高達近300種，這里面也包含了抗生素。2010年1-5月，化學制藥工業實現利潤227億元，利潤率超過10%，占全行業50%，同比增長36.5%；實現出口交貨值240億元，占全行業50%，同比增長28%，其中原料藥出口同比增長27%。

    “哈藥事件”后，“前門制藥治病，后門排污致病”成為坊間對違規排污藥企的調侃。一方面，生物產業已被列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正在制定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將發展多項創新型藥物品種，制藥產業也被多個省份列為支柱產業。另一方面，博弈論中“道德風險”的幽靈漂浮在制藥產業的上空，藥企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以及監管者的信息不對稱，仍是制約藥企排污達標的體制性因素。

    醫藥行業產品升級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資金，并且具有一定風險性。在國家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摒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發展模式要求下，我國原料藥產業實現轉型升級顯得尤為重要。但業內人士認為，原料藥產業轉型之路任重而道遠。

    與國際一些大型制藥企業相比，我國醫藥企業基礎弱、底子薄，很多生產工藝和技術是從西方引進的，尤其在研發能力方面實力較弱，這導致我國醫藥企業藥物創新能力不強。

    從目前情況看，原料藥生產企業想要發展必須從自身出發，升級目前的產業格局，從單純生產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原料藥粗加工轉向生產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制劑產品；原料藥企業要打破“小、散、亂、差”的格局，強強聯合，不僅使我國成為全球原料藥生產大國，更要成為全球藥劑生產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