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環保上，我們缺的不是法律而是執行和落實。要落實環評新政，政府要拋棄“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治污思維，讓民意對環評具有發言權，甚至否決權。 

    今后一些綜合規劃和專項規劃如果不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則不會被批準。前天，《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發布，旨在從源頭上預防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這是我國首次出臺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 

    近來連續發生的幾起大規模環境污染事故，讓人們的環保意識愈來愈強烈。回顧這幾起事故，有的屬于人為操作或技術層面上的原因，但有的就直接與項目的規劃設計有關。比如陜西鳳翔鉛中毒事件，其中值得反思的就是，為何如此有悖環保常識的“大項目”，卻能在村民居住地附近上馬？ 

    其實早在2002年，國家就出臺了《環境影響評價法》，其中有專章對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做了規定。但法律的規定不可能細化到具體的細節，對于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還需要予以細化和具體化。特別是隨著規劃環評未經評價即審批的現象不斷發生，也需要一個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規劃環評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環境污染。 

    因而，環評新政的發布，既有法律規定具體化的必要性，也是出于現實需要。與建設項目環評不同，規劃環評所涉及的利益群體比較復雜，并經常和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思路發生沖突，特別是在GDP和保護環境的取舍上，環保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難獲一致意見。如此對規劃進行環評，必然會牽涉不同群體的利益。如何平衡這些利益沖突，在國家層面建立符合規劃環評要求的程序性和實體性規定正當其時。 

    新政有了，接下來就要看如何落實了。而要將新政落到實處，不外乎外部的推動和內部的自律。外部的推動力來自于政府和公眾兩個層面。政府要徹底拋棄“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治污思維，更要杜絕“經濟越發達水越黑”的發展理念。而公眾的參與也宜納入規劃環評體系，讓民意對環評具有發言權，甚至否決權。在這方面，廈門“PX遷建”等事件已經給出了很好的示范。 

    如果說外部的推動取決于外在力量，環保部門難以掌控，還可以理解，倘若因為內部的把關出了問題而影響新政的落實，則很難說得過去。江蘇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因“投毒罪”而被判刑，首次以“投毒罪”來判處環境污染者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拷問事件背后，卻暴露出專家的環境審批報告成為企業隨意排放“擋箭牌”的環評問題。同樣在鳳翔鉛中毒事件中，也存在著企業排污符合國家標準、但卻造成600多名兒童鉛超標的尷尬。此次環評新政特意對環評機構弄虛作假作出規定，對構成犯罪者將追究刑責，這無疑值得關注。但此舉究竟能否遏制“環評腐敗”，恐怕還得讓事實說話。 

    近5年，全國查處的環境違法企業12余萬家次，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但至2005年年底，全國以破壞環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數據告訴我們，在環保上，我們最缺的可能并不是法律，而是法的執行和落實。期待規劃環評新政的發布，不只是對法的紙面上的進一步細化，還能促進綠色GDP的轉型，從源頭上切斷污染，還公眾碧水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