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沂對此做了進一步闡釋。她說，現行海洋環境保護法只有可以提起索賠的原則性規定，但缺乏相應的法理和保障性條款。如何界定“海洋環境污染損害”和“海洋生態損害”的區別，給司法部門帶來了難題。

    “海洋生態損害索賠案件，不可回避的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什么是海洋生態損害，另一個是責任人到底損害了什么。”劉家沂說，“塔斯曼海”輪海洋生態損害案一審中，當時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提出的8項索賠費用共計9800多萬元，但天津海事法院僅僅只認定了2項，另外6項的索賠都沒有認定。雖然在一審中，原告天津市海洋局勝訴，但僅獲得了995.81萬元的賠償。相同的，國家海洋局若對蓬萊19-3事故責任人提起海洋生態損害索賠，也將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此外，《海洋環境保護法》第20條規定了國務院和沿海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具有重要經濟、社會價值的已遭到破壞的海洋生態進行整治和恢復，但量化這個整治和修復的費用是一大難題，也就是說原告如何證明該損失是源于這一次的污染。

    “國際上的長期索賠實踐表明，對自然資源的損失評估不能建立在抽象的理論模型上。”劉家沂說，雖然國家海洋局批準了《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但作為一種計算標準，是否能夠成為法院判決的依據，目前還存在爭議。她表示，在蓬萊19-3的索賠問題上，被告能否認同損失的計算標準，要看管轄法院對哪些證據予以采用。

    完善技術標準 重新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

    通報會上，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保護司副司長王斌表示，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溢油生態損害的索賠技術標準，以適應新的海上石油快速發展的開發形勢。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海洋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加，破壞生態事件時有發生，在重視“陸上環保”的同時也要重視“海上環保”，他說，近年來浙江、山東、廣東等地在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賠償領域作出了積極探索，可將相關成熟機制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

    這番發言的背景是，最近兩年，地方出現了一些政府部門立規矩收罰款的現象，個別省的海洋與漁業部門還出臺了一些暫行辦法，這些地方性規范性文件以地方性法規的名義收取上億元的海洋生態賠償或補償金。但劉家沂認為，這些不符合我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她認為當務之急是重新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

    劉家沂說，現行的《海洋環境保護法》于1999年修訂，當時迅速升溫的各種海洋工程建設項目紛紛上馬，海洋環境安全問題開始呈現，再次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不僅僅只是油污破壞海洋生態的需要，像圍海、填海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同樣存在伴隨開發力度加大危及和破壞海洋生態的問題。

    她說，我國現有海洋產業門類12個，尚沒有一部規范海洋開發與利用的法律，因此各海洋產業在發展的同時都會遇到產業發展模式是否有利于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瓶頸。

    以海水淡化為例，“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大力推動海水淡化產業的發展，鼓勵使用海水替代淡水，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但大規模海水淡化所排出的濃鹽水，將對海洋生物資源造成損害，甚至導致生物群落發生改變，因此必須對海水淡化工程的布局和濃鹽水排放予以制約和規范。

    事實上，造成海洋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很多，包括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其中人類活動又是多種多樣。她說，如果油污損害也立法、海水淡化損害也立法，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再次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應該不重主觀重結果，不分行為分后果，才能化繁為簡。同時，實施細則和地方性法規的跟進，這才能有法可依，立法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