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盲目上馬污染項目，政府的風險遠遠高于企業。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誰污染，誰負責治理和賠償”。但是，對于一些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很多企業根本無力賠償，政府往往就成了“兜底者”。企業可以一關了之，政府卻不能推卸責任。

　　以中西部地區為例，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大量引進東部淘汰的重污染項目。隨著環境污染的累積效應逐漸顯現，政府不得不付出昂貴的“學費”。以鳳翔“血鉛事件”為例，僅搬遷污染區居民一項，就需要耗資近億元，相當于全縣一年的財政收入。因此，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無異于飲鴆止渴。那些曾被視為“聚寶盆”的污染企業，遲早會成為政府的“燙手山芋”。

　　“先污染、后治理”，這是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一條彎路，其教訓是十分慘痛的。我們要認識到，經濟增長并不是發展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如果經濟增長了，生態環境卻惡化了，人的疾病增加了，那么，這樣的發展模式有何意義？歷史的教訓證明，經濟增長并不會必然增加民眾福祉。算經濟賬，眼前受益長遠受害，局部受益全局受害；算社會賬，污染導致生態環境惡化，危害當代群眾和子孫后代的身心健康。在現代社會，生態環境屬于公共資源，維護公民的環境權益是政府的責任。

　　CBN：那么，如何既引進項目又不犧牲環境呢？

　　孫佑海：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再次提示各級政府，迫切需要從環境容量、居民健康標準等出發，統籌安排各項事業的發展，積極探索節能減排的有效手段，切實控制住污染排放總量。

　　作為地方政府的負責人，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增強依法治國的理念，在環境領域必須嚴格按照環境保護法律辦事。

　　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的方法和途徑是多樣的，最重要的是全面調動內外法律監督機制。具體而言，就是要充分發揮自律和他律雙重監督力量，內外結合，用法律責任規范政府行為，用政績考核調動政府積極性，使政府既不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也不怠行職權，保障包括環境法律法規在內的各項規則得到有效遵行。

　　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從1989年實施至今已經20年，社會各界要求修改環境保護法的呼聲十分強烈。環境保護法作為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立法，應當圍繞落實“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原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重要法律制度。建議立法機關在研究修改環境保護法時，從以下幾個方面強化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有關規定：明確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建立總量控制指標體系；明確跨界環境責任和協調制度；明確地方政府的環境責任。規定地方政府應當組織建設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危險廢物等環保基礎設施，使環境保護的原則在實踐中得到真正貫徹。

　　此外，為了切實落實環境保護法律，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作出司法解釋，對如何追究地方政府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做出具體的司法指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