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府就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問題，召開專家咨詢會。32位專家經過兩天的認真討論，形成了共識性的意見，并提交給市政府作為決策參考。這份專家意見書的最大看點，就是區分了“垃圾管理”與“垃圾處理”兩個層次。本來是討論“垃圾處理”的會議，為什么又另外多加了一個“垃圾管理”概念呢？我的理解是，專家們試圖尋找或者創造新的表達方式，以便能夠最大限度地包容“主燒”與“反燒”兩種技術路線的分歧與爭論。就尊重不同意見和包容性來說，專家的努力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怎樣區分兩個層次？怎樣包容不同觀點？且看專家意見書。專家說道，一方面，生活垃圾“管理”的優先原則是，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生物處理，焚燒(熱能回收)，剩余填埋。另一方面，現代化的垃圾焚燒技術是廣州市生活垃圾“處理”的優先選擇，宜采用“以焚燒為主、填埋為輔”的生活垃圾處理模式。如果要換成最簡單的概括，專家們的意見是這樣的:能不燒的就不燒，這叫做“垃圾管理”。能夠燒的都要燒，這叫做“垃圾處理”。

　　但是，這跟文字游戲有什么區別？我相信參加咨詢會的專家們決不會認為自己是來搞文字游戲的。然而要證明真有區別，就必須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垃圾管理”與“垃圾處理”，兩者誰為優先？換句話說，政府的主要工作與相關財政開支，應該主要投向于“垃圾管理”還是“垃圾處理”？如果在這一點上不說清楚，那么專家咨詢會尚未對真正重要的問題形成共識。

　　第二個問題是，既然“垃圾管理”與“垃圾處理”不同，那么與會專家們認為自己是“垃圾管理”專家還是“垃圾處理”專家？須知這次會議的名稱叫做“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會”，這是否暗示了還會有另外一次“垃圾管理專家咨詢會”？

　　我認為專家和政府都應該認真回答這兩個問題。在我看來，正確的答案只能是，政府應當將“垃圾管理”作為政策優先選項，集中力量做好“垃圾管理”工作。如果可能，應該再召開一次“垃圾管理專家咨詢會”。

　　政府的工作應該定位于“管理”而不是“處理”，這是很自然的。“管理”是對多種要素的綜合協調，“處理”是在具體事項中照章辦事。兩者的區分雖然不宜絕對化，但是一般都同意，管理是戰略，處理是戰術；管理是宏觀，處理是微觀；管理是藝術，處理是技術；管理是高端，處理是低端。有些事情，通常只在宏觀戰略意義上來談，例如說市長抓“城市管理”，但不會說“城市處理”。如果只知道“處理”，那就變成了科長。同理，可以說“公共事務管理”，但不會說“公共事務處理”。有“工商管理”，卻沒有“工商處理”；有“人事管理”，沒有“人事處理”，諸如此類。有些事情，則既有宏觀也有微觀。比如說，交通部門的工作是“交通管理”，而街頭交警要負責做“交通事故處理”。

　　高端低端之說，沒有人格涵義，更加不意味著把專家們看作“低端”一族。相反地，厘清“垃圾管理”與“垃圾處理”的分別，表明專家們知道恪守科學家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一切科學結論，均有嚴格的邊界條件。在垃圾處理技術上講“焚燒優先”，也是有嚴格條件的。條件改變，則結論改變。

　　而控制條件、改變條件、創造條件，正是戰略管理者的任務。過去習慣于講“垃圾處理”，是因為我們把垃圾問題看小了。如果管理部門(不是“處理部門”)也只知道“垃圾處理”，那是太習慣于把自己的工作看低了。“垃圾管理”概念的積極意義就是提升我們的視野，通過對生產、消費、環境、健康、人居、社區等許多因素和條件做綜合規劃，可以重新界定問題，并有可能另辟蹊徑解決問題。

　　政策科學中有這樣一個案例。美國婦女組織主張，懷孕的婦女應該擁有墮胎的權利，這是她對自己身體的權利。但是宗教界與保守派人士堅決反對，認為墮胎就是對生命的謀殺。這個爭論異常激烈，激烈到反墮胎人士要暗殺做了墮胎手術的醫生。這是一個長期不得解決、連總統都不敢碰的問題，因為無論怎么表態，都會喪失另一派的選票。最后有人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就是要“防止意外懷孕”，“優先項”是防止少女懷孕，以及性侵害導致的懷孕。如果能夠將“違背女性意愿的懷孕”降低，乃至為零，問題就消除了。

　　這個案例的啟示在于，改變條件，就改變了問題。它相當于我們說的，源頭解決，前端解決，全力以赴，避免在最糟糕情況下的選擇困境。因此，垃圾分類與減量為零的思路，絕非空穴來風，它是最有價值的“垃圾管理”思路之一。我們的真正問題是，既然有那么多錢投入焚燒，何不將它投入于分類？既然有那么多力量去阻截對于政策的不同意見人士，為什么不將這些力量投入于阻截垃圾？ 　　郭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