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如此評價塑料對現代工業的重要性：現代工業體系是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而塑料是這臺機器中不可或缺的潤滑劑。

塑料與城市化生活幾乎同時孕育。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化商品生產高速增長，一些充當天然塑料，如象牙、龜殼的動物原材料變得越來越稀缺。

為了保護動物不被過度捕殺，合成塑料隨即應運而生。
它的出現，降低了開采天然塑料造成動物滅絕的潛在可能，同時又因為其質地輕、價格低廉、抗壓性好和絕緣性強等諸多特點，讓更多人享受到工業果實，實現了消費品和先鋒文化的民主化。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場。樂高、特百惠、杜邦，都是那個時代孕育的知名企業。
但正也是誕生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理念中的塑料，在可持續發展方式如火如荼席卷各行各業的今天，它的不可降解性對自然循環造成極大壓力。
2020年，塑料工業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生產和使用環節的碳排放約占全球總碳排放4%。若按此發展，預計2050年，塑料生產會消耗全球20%的石油，碳排放約占全球碳預算總額的15%。
基于此，一場沒有硝煙的“廢塑”利用戰爭早已打響，只是一直沒有實現規模化。塑料便宜好用，綠色材料產品造價高售價高，二者一對比，“去塑化”推行阻力很大。
這說明，以塑料行業為典型的綠色再循環經濟，塑料二次利用只是改造第一步，更大的考量在于，如何讓該產業真正從線性經濟轉變成循環經濟，從“投入多回報少”模式轉變為“投入少有回報”模式。
一切還得從源頭抓起。
產業界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生產的超過100億噸廢塑料中，僅有9%能夠被回收。
也就是說，90多億噸的廢塑料，或裸露在地表，或沉入世界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或附著在沉睡5000年以上的冰川中。“上山下海”，皆是蹤影。
如此龐大的廢塑體量，難免對自然環境造成威脅，卻也是實現碳達峰最具確定性路徑之一。
數據顯示，以食品、建筑、快消品、時尚、 電子、汽車、專業服務和貨運為代表的八大行業，其供應鏈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碳排放的50%。以這八大行業為抓手，沿產業鏈上下游率先探索綠色新質生產力發展，對控制全球碳排放量有巨大積極影響。
2023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更是指出， 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對企業供應鏈產生負面影響。其中參與埃哲森調研的近三成（26%）受訪CEO表示，供應鏈中斷已成為企業低碳轉型的前三大風險。
一邊是氣候變化對常規渠道造成的壓力，另一邊是政策的驅動力。
2030年，歐盟包裝稅及碳邊境稅征收在即。彼時，預計對我國塑料制品征收金額將達到700億元人民幣。
我國樹脂生產企業預計到2030年的利潤是960億元，意味著，征稅力度達到了3/4。相當于每賺100元，完稅后口袋里只剩下25元，尚且還未考量投入再生產的儲備金。
但如果企業在塑料制品當中添加一定比例的再生料，將有可能減稅甚至免稅，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伴隨著過去跑馬圈地高增量時代揮手自茲去，如今看來，企業不再僅是推進凈零轉型、可持續議程的關鍵角色。在生產、銷售、管理等環節融入綠色運營宗旨，不僅有望助力企業在變革中“占據先機”，還有可能在升級過程中凝聚成自身的綠色新質生產力，提升企業綠色資產。
近年來，社會各界早已在做嘗試。
2024年4月，安踏零碳使命店在上海正式啟動。這是中國鞋服行業第一家由權威機構認證的碳中和店鋪，從概念啟動、門店裝修、到展示售賣，逐步排查碳排放量。
裝修過程通過利用舊衣物和拼接布料搭建圍擋、采購二手設備以及空調燈具利舊等方式，實現了30%以上的減排。
室內藝術裝飾利用二手塑料、服飾，售賣的衣物也從不同程度上加入了環保概念，整體實現將減排從生產環節帶入消費環節，把可循環利用生活概念通過門店，帶入到尋常百姓人家。
除此之外，在東北產業轉型之際，限塑令也催生了一家綠色新質生產力代表——中寶新材。
這家企業成立七年，主營生物降解塑料袋，是東北地區的生物降解塑料袋之王。
2015年，吉林省成為首個禁塑省份，在禁塑令生效40天內，省內就催生了超過500噸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需求。
中寶新材一方面積極調整公司業務，從生產不可降解的汽車塑料轉型做生物降解塑料袋，另一方面積極尋求政府扶持，除累計拿到2000萬投資金以外，還結合東北當地秸稈、玉米等生物質資源，帶動供應鏈上下游相關企業落地吉林，形成產業協同之時，促進當地產業轉型。
提到綠色可持續，不得不提起另一個詞：ESG（Environmental 環境、Social 社會、Governmence 治理）。不論是安踏還是中寶新材，都在社會這個層面，聯動政策，通過將更好的產品或體驗，把綠色理念傳遞給每一個人。
就像現在，越來越多機構也試圖創造出綠色可持續產品，將它從企業端帶向居民端，從供給端進行升級優化，帶動需求端對綠色循環經濟的理解與進一步認可。
比如，北京青年湖公園梧桐葉繁多，其梧桐大道為公園內一大特色，每逢秋天梧桐葉漫天金黃，隨風落到草地上，恰似生長在陸地上的點點星光，宛若一幅浪漫的印象派畫作。
青年湖公園就與鄰厘文化合作，開創性地將梧桐落葉與回收塑料結合，利用新型混合材料大幅度提高塑料可降解度，從生產材料上提供了綠色新質生產力的探索方案。
未來北京青年湖公園根據研發新材料面料擬推出筆記本封皮、系帶、可循環包袋等日常用品，把環保理念融入日常用品，變“廢”為寶。
據公開數據顯示，北京市園林一級養護管理費用綜合計算口徑下為17-20元/年·㎡，若當年綠化廢棄物能大規模“變廢為寶”，這筆投入將產生新的經濟效益。
同樣這么做的還有故宮博物院，在院內就地取材與回收塑料結合，推出再生可降解材料的水瓶袋等產品。
今時恰同往日，無論是之于企業還是可循環經濟的世界，綠色新質生產力都將構成新的增量。
綠色新質生產力的更大圖景和意義在于，它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社會現代化發展與自然環境能多大程度達到和諧共生的精準映射。
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空間有多大，它的價值就有多大，但現在仍徘徊在普及初期的現狀，絕大多數人都能點出，其難點出現在技術供給端：
1、要么將不可降解的材料，留在經濟循環圈，不進入自然循環圈。這一做法，需要完善回收及循環利用環節的技術，即將線性經濟完善為循環經濟；
2、要么開發出綠色可降解的材料，這一做法需要靠不斷的探索，打通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最后一公里”。
不管哪一條路，都需要小步迭代。
城市的綠色發展需要新的生產理論與發展動力，而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新的生產要素形成我國生態城市健康發展的新動力。
城市作為人類目前棲息環境的最高形態。據統計，全國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80%的經濟總量產生于城市，城市承載了人們生產、生活的絕大部分內容。
未來城市如何孕育出綠色新質生產力，作為“城市之心”的公園充當著核心作用。
而市場匹配機制相應決定了，那些未被滿足的市場需求，都會為供給端帶來或快或慢的成長與蝶變。
或許偉大的生產力蛻變不在遠方。一轉頭，說不定就恰好藏在如消費品零碳使命店的兒童可循環課堂中，禁塑令催生出的可降解塑料，或是公園秋天的一片落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