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都市報》7月14日報道，6月11日上午，廣州海事法院某審判庭內座無虛席。番禺區檢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對番禺某工廠偷排污水的環境公益訴訟案終于進入庭審階段。據悉，這是廣東省檢察機關開展的第二起環境公益訴訟，番禺區檢察院要求被告工廠停止違法排放污水的行為，承擔環境污染損失費用62500元。

　　環境污染事件并不少見，由檢察機關作為原告向責任主體提起訴訟的案件在廣東省境內卻還只是第二起，這恰恰說明了這樣的環保公益訴訟不同尋常。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可為。現行法律并未授予檢察機關以民事公益訴訟的提起權，在沒有外因的刺激和促動之下，很難想象檢察機關會來主動趟“環保訴訟”這灘深水。

　　至少就目前而言，環保公益訴訟還是一件無“利”可圖的麻煩事———當然，檢察機關也可能因此而獲得社會美譽。在“科學發展觀”被突出強調的當下，積極介入環境保護還可能獲得政治美譽，這種政績也為一些檢察官們所樂于接受。廣州檢方一位檢察官就公開對媒體解釋說，“檢察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意義，從短期來看是進一步打擊非法排污行為，配合廣州治水；從長遠來看，在于引起社會對環保的重視，推動環境公益訴訟進行下去。”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廣州治水的大環境，我們很可能就看不到這兩例檢察機關為原告的環境公益訴訟了。

　　有檢察官拿出環境保護法第6條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來作為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依據。但事實上，這樣的依據難以自圓其說。后者規定的是，“人民檢察院通過行使檢察權，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問題在于，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并不當然是“檢察權”的一部分，“檢察權”本身應來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不是來源于某位檢察官的任意解釋。

　　而前者規定的是，“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如果將這里的“檢舉和控告”理解為也包括“提起訴訟”，那么可以作為環保公益訴訟原告的就應該是“一切單位和個人”。而依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這一條款明確排除了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的訴權。換言之，現行民事訴訟實則只允許利益關系人就其自身利益提起“私益訴訟”，而不主張“一切單位和個人”為了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去提起“公益訴訟”。雖然早在上世紀末就有學者呼吁修改民事訴訟法在原告資格認定必須具備“有直接利益關系”這一要件，但直到今天，這一建言仍然停留在理論研討而無法進入正式的修法程序。實踐中，也沒有聽說某位與案件“無直接利益關系”的個人提起公益訴訟后，被法院受理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