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要倒垃圾,每一座城市,每天都要產生大量垃圾。
垃圾處理設施是否完善,關乎我們的生存環境,但人們總希望垃圾焚燒項目離自己家越遠越好。隨著我國垃圾焚燒處理技術裝備不斷成熟,設施運行日趨穩定,垃圾焚燒日益成為重要的生活垃圾處理方式。
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環境保護部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底,全國設市城市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總處理能力50%以上,全部達到清潔焚燒標準。同時提出變“鄰避效應”為“鄰利效益”,實現垃圾焚燒設施與周邊居民的共享發展。
2016年建設完工的朝陽生活垃圾處理廠焚燒中心。
焚燒成生活垃圾處理重要方式
北京循環經濟產業園位于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高安屯,這里坐落著今年剛投入試運行的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廠焚燒中心。從垃圾吊控制室的玻璃墻向外望去,只見28米深的巨大垃圾池中,垃圾堆積如山。操作人員操縱手柄,控制著垃圾池上空的垃圾吊一把抓起垃圾,又準確地投入焚燒爐的給料口,一次就是10噸。
北京市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管理中心主任皮猛告訴記者,垃圾焚燒廠有“一進四出”,一進是生活垃圾進場,四出指滲瀝液、爐渣、飛灰、煙氣,經處理達標后排出。皮猛說,進廠垃圾首先放置發酵一周,瀝出滲液后入爐焚燒。滲瀝液經生化加膜技術
凈化處理達到中水標準,可作焚燒廠冷凝水;回收使用爐渣可以被制成再生磚;焚燒中產生的飛灰交由有危廢專業處置資質的公司進行處理利用;焚燒產生的煙氣經脫酸、脫硝后通過煙氣循環可以作為預熱氣體使用。此外,垃圾焚燒發電不僅供廠區自用,每年還能為國家電網供應2.26億千瓦時電。
可見,垃圾焚燒不僅可以實現達標排放,還能在循環利用上大做文章。
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是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隨著城鎮化快速發展,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持續增長,設施處理能力總體不足,普遍存在超負荷運行現象,仍有部分生活垃圾未得到有效處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建司有關負責人介紹,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技術具有占地省、減量效果明顯、余熱可以利用等特點,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應用。
自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燒廠1988年點火運行以來,我國垃圾焚燒處理已有近30年的歷史。截至2015年底,我國已建成運行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257座,焚燒處理能力23.5萬噸/日,約占總處理能力的31%。北京高安屯、深圳老虎坑、廣州李坑、蘇州七子山、佛山南海等垃圾焚燒處理設施,堅持高標準建設運行,已經達到國際同類設施先進水平。同時,我國垃圾焚燒處理技術裝備不斷成熟,設施運行日趨穩定,產業鏈條、骨干企業和建設運行管理模式已形成,成為我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重要方式。
垃圾焚燒力求高標準高清潔度
正是由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重要意義,垃圾焚燒需要提前謀劃,科學評估,規劃先行,加快建設,需要盡快補上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短板?!蛾P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提出,到2017年底,將努力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活垃圾清潔焚燒標準和評價體系。到2020年底,全國設市城市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總處理能力50%以上,全部達到清潔焚燒標準。
這些目標該如何實現?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建司有關負責人介紹,首先,應該提前謀劃,加強焚燒設施選址管理。應該遵循城鄉發展客觀規律,綜合考慮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土地利用以及生態環境影響和公眾訴求,科學編制生活垃圾處理設施規劃,統籌安排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布局和用地。而一旦規劃確定,將強化規劃剛性,維護政府公信力,嚴禁擅自占用或者隨意改變用途,嚴格控制設施周邊的開發建設活動。
同時,焚燒設施選址應符合相關政策和標準的要求,并重點考慮對周邊居民影響、配套設施情況、垃圾運輸條件及灰渣處理的便利性等因素。在垃圾焚燒項目前期,要在項目屬地入社區、入村廣泛開展調研,與村社干部、群眾代表等深入交流座談,認真傾聽群眾意見,系統分析各方訴求。
這位負責人還介紹,垃圾焚燒將努力建設高標準清潔焚燒項目。將選擇先進適用技術,遵循安全、可靠、經濟、環保原則,綜合評價焚燒技術裝備對自然條件和垃圾特性的適應性、長期運行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和資源消耗水平、污染物排放水平。應根據環境容量,充分考慮基本工藝達標性、設備可靠性以及運行管理經驗等因素,優化污染治理技術的選擇,污染物排放應滿足國家、地方相關標準及環評批復要求。
同時,將推進產業園區建設,積極開展靜脈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產業園區、靜脈特色小鎮等建設,統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廚垃圾等不同類型垃圾處理,形成一體化項目群,降低選址難度和建設投入;將嚴控工程建設質量,嚴禁通過降低工程和采購設備質量、縮短工期、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等惡意降低建設成本;將合理確定補貼費用;將加強飛灰污染防治,嚴格按照危險廢物管理制度要求,加強對飛灰產生、利用和處置的執法監管。
實現“鄰避”到“鄰利”的轉變
每當遇到垃圾焚燒項目的選址和建設問題,附近居民往往避之不及,“鄰避效應”會迅速產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巡視員周宏春說,“鄰避”是個外來音譯詞,源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市民反對將垃圾處理廠、變電站等公共設施建在自家附近的抗議活動。近些年來,鄰避事件在我國也并不鮮見。
之所以會產生對垃圾焚燒項目的鄰避效應,是因為在人們的印象中,垃圾處理項目周邊總免不了惡臭熏天,焚燒后的排放物又對身體有害。
“鄰避”到“鄰利”該如何實現?初冬的北京循環經濟產業園,草木已近黃色,但依然能夠感覺到這里植被覆蓋率非常高。四下整潔幽靜,不時有附近居民騎車經過。離垃圾處理和焚燒設施如此之近,卻絲毫沒有想象中的異味或者任何臟亂差的景象。
“園區為周邊居民提供了就業崗位,他們親眼見到先進技術,能夠認識到垃圾焚燒的安全可靠?!逼っ驼f:“不僅如此,園區還開放了2600畝林地,安裝了各種免費體育設施,為周邊居民提供休閑場所。他們還幫助周邊村落引入自來水,免費清掃、灑水、噴霧、降塵,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崩贌椖亢途用竦摹澳类徲押藐P系”在這里得到了初步體現。
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建司有關負責人介紹,按照《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的要求,我國垃圾焚燒裝置將構建“鄰利型”服務設施。在落實環境防護距離基礎上,面向周邊居民設立共享區域,因地制宜配套綠化、體育和休閑設施,實施優惠供水、供熱、供電服務,安排群眾就近就業,將短期補償轉化為長期可持續行為,努力讓垃圾焚燒設施與居民、社區形成利益共同體。變“鄰避效應”為“鄰利效益”,實現共享發展。
在周宏春看來,政府、企業等社會各方應積極探索鄰避問題的化解途徑,凝聚共識,一些對策應貫穿垃圾管理的全過程,以避免鄰避問題阻礙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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