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康菲處罰遲緩有些“不可理解”

    和巴西的高處罰、快處理不同，自6月初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兩次接到漏油報告，時隔1個月后，國家海洋局才于7月5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根據現行環境保護法，此次事故對康菲的索賠金額最高僅為20萬元人民幣。

    有報道稱，在國家海洋局依照相關法律規定所作出的處罰中，只有停產處罰才真正讓康菲感到疼痛，因此加快了溢油事故的處置。

    在康菲溢油事件中，諸多媒體關注到我國滯后的環境法律法規，從溢油應急處置監管、處罰畸輕，再到環境公益訴訟、漁民的民事索賠，最終均只能歸咎于法律法規不給力。

    李摯萍認為，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對事件處理行動緩慢，雖有收集索賠依據難的合理原因，但仍有“不可理解”之處。

    “并非確定了所有的環境損害數據，才能夠采取行動，比如罰款就可以先行。如果構成嚴重的行政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也可以先作出。如果要追究刑事責任，并不需要把所有的損害數額都清楚了，才可以采取行動。”李摯萍說，“民事索賠也不會影響追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目前的處罰限額仍是依據過去環境保護法的價值觀，要為促進經濟發展服務，沒有直接和環境損害掛鉤。”李摯萍說。

    李摯萍認為，處罰偏輕是我國的立法傳統之一，較之巴西，力度差很多。“巴西在保護環境方面更有意識，習慣很強。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檢察官到巴西訪問，強烈感受到巴西人對環境的熱愛，以及巴西檢察機關對環境的關注。”

    明確公民環境權是重中之重

    兩國環境立法中的原則性區別，在于公民的環境權是否明確。李摯萍認為，這是立法上的重中之重。公民參與環境事務、提起公益訴訟、請求環境審判的來源，正是公民環境權，這是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核心權力。

    然而，學者呼吁了幾十年，對此，我國立法還沒有非常明確地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她說，巴西公民的環境權不僅來源于環境保護法，也具體到憲法中，這是賦予檢察機構代表公共利益的依據。

    近年來，我國的環保公益組織、環保部門、檢察機關、法院等都在環境保護方面作了新的嘗試，逐漸增加了司法能動性。但是，仍然有數量眾多的環境糾紛的解決，過于依賴行政手段，無法進入到司法程序。

    李摯萍認為，中國與巴西存在共同的問題——行政執法比較薄弱。巴西正是因此而尋求另外的解決途徑。巴西的檢察機構可以開展民事調查、進行法庭外的調解、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檢控環境犯罪，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環境行政執法太弱和不到位的缺陷，進一步向公眾宣示了環境、環境法和環境政策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李摯萍建議，我國可以選擇性地借鑒巴西的經驗。目前，雖然不可能把我國檢察機關的職能強化到巴西的程度，但由檢察機關去完善民事、行政的公訴制度，推動檢察機關更積極地介入到公益訴訟中，是可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