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尚未完成節能減排任務的地方官員心急如焚，簡單甚至粗暴的強制性限電措施呈急速蔓延之勢。

　　最極端的案例是：河北省安平縣實施的無差別限電，不僅居民家停電停水，醫院和紅綠燈也遭停電。

　　“雖然中央一直在強調（節能達標），但我們也以為可能只是說說而已的——你知道的。沒有想到這么堅決。”9月底，蘇南地區的一位官員對《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他們以前的重視很不夠，“既然到了這個程度，中央要動真格了，那么就只能硬著頭皮一定要這么干了。”他所主政的地區從9月開始也對企業進行了強制性的拉閘限電。

　　地方政府實現節能目標的方式為何如此急迫和極端？源于前四年各地推進的力度未如理想。

　　2006年，作為“十一五”的開局之年，并沒有實現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年度目標，“十一五”的初期，節能率遠低于計劃的4.3%年均水平，這讓中央政府政策出臺力度大大加強。

　　2007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在這個具有標志性的指導性文件里，明確了國務院的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政府，在節能減排工作當中的職責任務以及要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同年6月，國務院成立了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溫家寶總理親任小組組長——這個機構的成立足見國務院抓節能減排工作的決心和力度。還是在這一年，11月，國務院印發了節能減排統計、監測、考核三個體系的實施方案和辦法。

　　中央復次重申，將把強化目標責任考核排在第一位，各省目標完成情況將接受評價和考核。被突出強調的嚴格的考核體系，讓地方官員不得不嚴陣以待。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副司長謝極曾這樣解釋對目標考核體系的強調：這是中國政府體制的特點，很多任務，只要納入到政府的考核目標體系，這項工作在地方推行起來就有力度。

　　每個省的領導都不希望自己的考核結果落在后邊或者被考核沒有完成等級。向社會公布結果，接受社會的監督，政策的制定者認為這是非常有效的辦法。

　　“毫無疑問，節能將與各級地方官員的烏紗帽進行‘硬掛鉤’，是用省級官員的‘烏紗帽’來堵住節能的口子！”曾有業內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如是分析。

　　節能“拉鋸戰”

　　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節能減排被描述為“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的必要之路”。在中央的思路中，節能減排作為調整和優化結構的主要措施之一，背后是對整個經濟發展的路線調整。

　　近年來，中央政策幾經調整之后，長期停留于口號的經濟結構調整已經被推到日程上來。

　　但很多時候，中央的要求與地方的需求不盡一致，甚至地方的需求與中央的要求相背離。這使中國的節能之路仍然充滿曲折。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要依賴高耗能高污染支柱產業拉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中央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的制約。

　　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博弈與較量。

　　最明顯的是，中央節能目標分解之后，很少有地方政府設定出一個長期的全局性的節能規劃，而是長期地陷于拉動增長與節能減排的拉鋸戰中。

　　在金融危機以前，中央曾嚴格控制“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業）行業的發展。因此采取的出口政策是：調整產品出口退稅、加征出口關稅、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等。

　　2008年末的金融危機促使出口政策松動：提高出口退稅的行業中，雖大多行業符合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之要求，卻不乏化工和有色金屬行業。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部分鋼材出口關稅以及鋼材出口實行的許可證管理。

　　加之，“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及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讓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高耗能產業再次迎來春天。

　　“金融危機期間，出口受挫，很多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但沒有料想到經濟這么快好轉，一些能量消耗大戶像鋼鐵、電解鋁、水泥等，今年都在滿負荷生產，用電量因此大幅增長。”那位副省級高官坦言，危機期間“保增長”的各項措施，肯定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需要時間去消化。

　　“當然，作為主管節能環保的省級部門，我們的審批要求幾乎沒有松動。不符合條件的，堅決不批。但下面的地方政府有沒有不符合要求的項目？肯定有。地方領導人知道不知道？肯定是知道的。他們知道環保部門不會過關，所以干脆就不往上報，非法生產的情況比較普遍。”

　　“保增長”的壓力之下，在地方，節能減排已然讓位于拉動增長。

　　達標困難引發數字造假？

　　時間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各級政府正在作出最后的努力。

　　從目前的情形看，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官產學各方代表對完成指標仍表樂觀。

　　“不用擔心，大多數省份都能完成，全國總體上預計也可以完成。”來自地方發改委的一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了這樣一種可能，“20%是個相對數，指的是萬元GDP能耗降20%，從這個意義上講，GDP越多，能耗下降壓力相對就少，例如GDP上漲15%，能耗可能上升10%，但實際相對數還是節能了5%。所以，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有些地方會把GDP做得很高，這樣，任務就可以完成了。”

　　這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的擔心——他認為，分指標去干這個事情，費力不討好，結果很可能會弄出一些假指標來。

　　中科院數量經濟所一位專家也曾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前三年單位GDP能耗下降加快，與經濟普查后拉高GDP數字有關，有點數字游戲的感覺。”

　　在第二次經濟普查之后，2006年—2008年單位GDP能耗降低率分別修訂為2.74％、5.04％、5.20％。以2006年為例，單位GDP能耗從初次公布下降1.33%修正為下降1.79%，二次修正為下降2.74%。

　　有人提出，在這個階段，嚴格約束20%的指標是否科學？以這樣一種方式完成20%目標是否有意義？

　　“20%的目標當然是有意義的，雖然我們壓力很大，但我們一直在強調節能降耗，20%經過努力是可以完成的，而且少了也就意義不大了。”上述副省級官員說。

　　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認為，“指標是一定要有的，可是怎么處理指標的彈性問題和有效性問題，都值得進一步進行研究。可能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根本不用費力，就達到了。”

　　“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能源需求剛性增長是一個客觀規律。歐美日的第三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占很大比例，與他們不同，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仍然是制造業占大比例，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能輕易減下來嗎？”劉福垣認為，與其花那么大力氣在制造業設備改造上，不如將制造業高度集中之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服務業的產值增大了，結構調整了，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自然就下去了。

　　“這有一個前提是，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然而，現有的分配體制、稅制和行政體制下，誰要先走這一步（調結構），誰就吃虧。因此，最根本的仍然是要解決體制的問題。”劉福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