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環境保護是重大民生問題、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把主要污染物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約束性指標，有力推動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面向未來，環境保護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要著力突破制約我國環境保護進一步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探索走出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中國環保新道路提供體制保障。

　　一、我國環保體制改革創新取得重要進展

　　過去五年，我國環境保護之所以力度最大、發展最快、成效最好，與積極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的引領作用是分不開的。伴隨著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進程，環保體制改革創新不斷推進。

　　一是管理體制進一步理順。2008年國家組建環境保護部，成為國務院組成部門，環境保護參與宏觀決策的能力不斷增強，真正進入國家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十一五”時期，我國主要污染物減排超額完成任務，最重要的管理機制創新，就是將減排任務完成情況納入地方各級干部考核指標。環境應急處置體制日益完善，環境保護部組建應急中心，建立環境應急專家庫。全國約有1/3以上的省級環保部門成立了專門環境應急管理機構。初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環保部門綜合管理、有關部門協調配合”的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二是機構編制能力進一步加強。在組建環境保護部基礎上，我部增加了內設機構，增設了事業單位，人員力量得到較大加強。特別是核與輻射安全監督和技術支持能力大幅度提高。地方環保部門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陸續成為所在地區政府的組成部門，機構和人員力量不斷得到加強。與2005年相比，地方環保機構增加了10％，人員增加了14％。

　　三是監管體制進一步完善。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建立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要求，在中央編辦的大力支持下，環境保護部建立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東北、華北等6個區域環境督查派出機構和6個核與輻射安全監督派出機構。部分省(區)積極探索環境監管體制改革，江蘇省、河北省、內蒙古自治區等環保廳分別建立了省(區)內派出機構；陜西省在全省范圍實行市以下環保部門垂直管理體制，2009年成立陜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在解決省(區)內跨區域環境糾紛和突發環境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是協作機制進一步健全。環境保護部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八部委聯合探索建立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與國家海洋局以及多個省(區、市)簽署合作協議，與中央統戰部合作建立國家環境特約監察員制度，并聘任10位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為第一屆國家環境特約監察員。先后建立由環境保護部牽頭的松花江、淮河、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海河等水污染防治部際聯席會議，國務院九部委聯合開展環保專項行動，進一步豐富了部際協作機制。

　　二、環保體制改革創新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

　　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為我國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描繪出一幅美好藍圖。落實規劃綱要要求，“十二五”時期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總體考慮是：緊緊圍繞科學發展的主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和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以解決影響科學發展和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全面統籌排污總量削減、環境質量改善、環境風險防范和城鄉均衡發展關系，進一步優化經濟發展和保障改善民生。到201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16％、17％，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分別減少8％，氨氮和氮氧化物分別減少10％。

　　實現“十二五”時期環境保護主要目標，破解我國日益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難題，根本要求和主要途徑，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所謂“代價小”，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以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支撐更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所謂“效益好”，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建設相統籌，尋求最佳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謂“排放低”，就是堅持污染預防與環境治理相結合，用適當的環境治理成本，把經濟社會活動對環境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所謂“可持續”，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長遠發展相融合，通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不斷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要將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要求全面體現到國民經濟體系的各個領域和社會組織體系的各個方面，抓緊建立與我國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環境保護宏觀戰略體系、全防全控的防治體系、健全的環境質量評價體系、完善的環境法規政策科技標準體系、完備的環境管理體系、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