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企業還有一招，以試生產做擋箭牌。按規定，企業在最多一年的試生產階段，防污措施可不驗收。一些企業生產了七八年，卻一直處在試生產階段。馬勇揶揄這樣的企業“試生產的設備都老化了”。

　　北京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葉正芳直言目前工業園區的污水處理廠，相當部分是“過水廠”。工業園區產品種類多，排放污水不均衡，水質、水量變化很大，而污水處理工藝大多采用活性污泥法加上混凝沉淀或過濾，“這是以不變應萬變，不可能具備處理復雜化工污水的能力”。

　　環境咨詢公司ERM中國區總裁謝輝發現，工業園區掛羊頭賣狗肉是常見現象，“說是電子工業園，其實化工、重金屬都進來”。據他了解，不少工業園區在工業污水中混入生活污水，“處理談不上，稀釋后至少濃度降低了”。

　　“過水廠”排放卻能達標，江蘇省連云港市響水縣一位環保執法人士道出其中奧秘：污水排放指標有幾十項，但真正被嚴格執行的，不過COD、氨氮等三四項，由于只能做常規處理，“最后可能也就COD能達標”。

　　“現階段國家的環保要求就是這樣。”上述人士表示，再加上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業交排污罰款遠比處理廢物合算。馬勇了解到，不少企業在做年度預算時，甚至早已把排污罰款納入其中，有些甚至揚言要把一年的罰款都提前交了，“這相當于罰款換排污權，違法變合法”。

　　2006年7月16日，湖北宜昌市一個人工涵洞不停地“吐”著墨汁般的化工污水直撲長江。

　　“廢物最小化俱樂部”

　　謝輝和馬勇有個共識：行政的力量掣肘過于強大。

　　馬勇感慨環保執法不力之時，常勸污染受害者們盡量不要起訴。“案子往往三五年也不能了結，即便結案敗訴的可能性也很大”。更要命的是，一旦司法介入，行政力量則撒手不管，受害者可能兩頭無靠，案件多以調解告終，“這是在行政力量之外，為環境維權尋找縫隙”。

　　作為外資背景的環境咨詢公司，謝暉和ERM的客戶大多來自世界500強，卻鮮有地方政府和工業園區。“工業園區的污水處理站一般都屬于地方政府，很敏感，我們無法介入。”謝輝說。

　　環保部環評司巡視員牟廣豐更是坦承，現在環境問題不斷陷入應急狀態，其根源在于體制，當一套體制的每個環節都有問題時，如何指望最末端的污水處理廠和除塵裝備力挽狂瀾？

　　不久前，喬琦回訪天津泰達工業園，一個細節吸引了她。泰達是中國最早獲批的三家生態工業園之一，這個園區成立了“廢物最小化俱樂部”，試著把A公司的廢物變成B公司的原料。

　　一開始，企業家們興致不高。但管委會主任很積極，常往俱樂部跑。幾番下來，企業老板們也發現了不少商機，先是建立了園區內部的廢物交換網站，隨后又把廢物賣到了國外。

　　丹麥卡倫堡是這一模式的成功代表，早期是由當地幾家發電廠、煉油廠為了應對淡水短缺和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危機，自發形成廢水、廢氣交換共生體。這種交換在1989年被學術界發現并命名。

　　這是生態工業園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中國獲批的生態工業園區總計54個，不足全部工業園區的1％。被稱為“第三代”、代表工業園區理想模式的生態工業園，其準入的基本條件中，有“過去三年內沒有發生過重大污染事故和環境破壞事件”、“達標排放”等。

　　葉正芳有些不解，“這不是一個企業存在的基本要求嗎？”

　　喬琦剛剛參加完國家“典型工業園區環境風險評估與環境監管技術研究”項目評審，可能將開始改變中國工業園環境風險估計嚴重不足、缺本底調查和基本數據的殘酷現實。

　　“最好的和最壞的都在中國。”喬琦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