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省會一級城市中，每個城市都有數千個水箱或蓄水池。二次供水自從在中國誕生起，就飽受詬病，目前仍然亂象紛呈。

　　因二次供水導致的水質二次污染事件，近年一直充斥媒體；二次水箱內被發現死老鼠等事件，也一再發生。

　　誰來看護大量的水箱、蓄水池？這些水箱、蓄水池最早由各地產開發商所建，標準和式樣五花八門；產權一般屬于全體居民，居民又無力管理；小區物業是通常的看護者，但缺乏專業能力，且不說責任心。

　　宋蘭合分析，各城市自來水廠一般由城市建設部門管理，但二次供水設施理論上歸衛生部門，自來水廠不愿“多管閑事”，而衛生部門通常又無力監管，主要負責審核頒發消毒許可證。最終，各城市二次供水設施成為監管薄弱之處，無人負責。

　　宋蘭合傾向認為，二次供水事實上不全是壞處。當城市因意外或災情發生停電、停水事故時，二次水箱可證住戶在一個時間段內有水可用，甚至在某些時候讓消防部門有救急之水。二次供水其實一個城市管理問題，管好是福，管不好是禍。

　　水質救贖之路

　　要投入更要改革

　　在王占生等學者看來，城市水業基礎設施向來就薄弱。“過去十幾年內又只有少量投資，欠賬嚴重，而水源又污染加重。在這樣的局面下，地方說水質全面達標，這不就是騙人嗎？”

　　根治自來水之疾，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凈化水源地。這是學界的共識。水源地如果達標，即便是只用最基本的傳統工藝處理，水質都會合格。

　　根治水源水質，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與江河湖海的水環境治理規劃對接。“這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未來，關系子孫后代的根本福祉，政府責無旁貸。”王占生說。

　　回到現實，根治水源之路至少也要15年至20年，改善自來水水質無法等那么久。當務之急和務實之選，是自來水廠的工藝升級。

　　據宋蘭合初步估計，在現有水源條件下，至少20%至30%的水廠需要盡快上馬深度處理工藝，還有相當數量的水廠需要改進傳統工藝，方可實現自來水出廠水質量基本合格。

　　王占生更為悲觀，認為中國水源污染嚴重，因此大多數水廠需要上馬深度處理工藝。尤其水源不好的地方，必須馬上動起來。

　　自來水輸水管道需要立即投資。劉文君認為，供水管網曾是全球難題，但最近數十年間，發達國家通過逐漸更新管網，以技術手段維持管網水的化學和物理穩定性等方法，已基本解決管道二次污染問題。解決管道問題，技術不再是障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缺投入。

　　“由于城市建設基本成型，更換管道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各地應制定時間表，逐步更換。”劉文君說。

　　王占生曾對深度水處理工藝的成本作過經濟測算，其結論已為業界普遍認可：水廠上馬深度工藝，每噸水成本相應上升0.3元左右。另有學者認為，管道硬件投資，會讓每噸水成本再上漲0.5元上下。如此算來，如果以縣級以上4000余家水廠日供6000萬噸計算，每年成本增加200億元左右。

　　宋蘭合表示，在國家層面，要通過制度設計解決二次供水和水質檢測的管理體制問題。

　　劉文君、王占生、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等共同呼吁，要建立獨立于地方水廠的專業水質監測機構，變水廠自檢自測為第三方檢測。水質檢測數據要及時向全社會公開。

　　傅濤認為，發達國家在城市供水方面體制各異，路徑不同，但均能實現飲用水合格，甚至保持直飲水標準，其政府在供水基礎投資上占據主導，在運營環節追求效率。

　　傅濤指出，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各級政府和水廠對供水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

　　隸屬福建省國資委的福建中閩（羅源）水務有限公司，是一家日處理上百萬噸水的大型水企，其供水業務有泉州、羅源等處。該公司處境不妙，董事長鄭相釵向財新記者抱怨說，由于成本倒掛，每供一噸水要虧三至五角錢，企業連年虧損。

　　“水廠虧損，投資無錢，政府不給，說水業已市場化；水廠成本倒掛，要求提高水價，政府又不同意，說供水行業是市政公用事業，政府要統一定價。”鄭相釵說。

　　十多年來的水業市場化改革，到了需要更進一步的時刻。

　　在采訪中，一位飲用水界人士用極慢的語速，向財新記者講了三句話：對每個人來說，飲用水像空氣，無可選擇，無從逃避；對政府來說，供水工程是最為基礎的民生工程，遠比修馬路、建高鐵、蓋高樓更為基礎；近十幾年來，供水成了最被忽視的民生工程。

　　還供水欠賬，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