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是世界經濟趨勢，是人類應對能源、環境和氣候安全挑戰的必由之路。發展低碳經濟也適合中國發展的具體國情，既能擺脫對碳基燃料的過分依賴，減輕高油價的壓力，實現經濟轉型，又能保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實施節能減排政策，“十一五”節能降耗目標的制定更是為低碳經濟發展提出了量化的指標，是中國走向低碳經濟之路的重要嘗試。六月初，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暨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會議明確指出，“要把應對氣候變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采取法律、經濟、科技的綜合措施，全面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工作，為國際社會合作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做出積極貢獻。”各方面應當在具體措施上認真落實好中央這一新的決策。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提出，將培育以低碳為特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工業、建筑、交通體系。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中的最大賣家，碳交易的實施將有助于中國進一步實現節能減排目標，走向低碳經濟。同時，也有助于中國增加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發言權乃至掌握低碳經濟下的貨幣主導權。

　　在世界有形商品貿易體系之外，《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的一種極為特殊的無形商品貿易體系，而這張紐結世界新型貿易版圖的核心正是基于現代國際規則而產生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有價商品——碳信用。在其設定的三種交易機制下，碳交易風生水起。它用聯合履行(JI)和國際排放貿易(IET)的雙重機制打通發達國家之間的碳交易市場，用清潔發展機制(CDM)連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碳交易管道。

　　迄今為止，國際上目前普遍看法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看成商品，但從貨幣角度對全球碳交易體系進行探討的文獻為數不多。筆者把碳貨幣問題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

　　第一，碳排放權交易的結算貨幣問題。從歷史經驗看，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往往要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其中，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貿易的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碳交易市場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漸趨成熟。參與國地理范圍不斷擴展、市場結構向多層次深化和財務復雜度更高。市場規模迅速擴容，2012年有望超過石油成為世界第一大宗商品。新能源貿易——碳信用交易的計價結算貨幣綁定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貨幣職能，將對打破單邊美元霸權促使國際貨幣格局多元化產生影響。目前，在碳交易計價和結算貨幣的問題上，歐元已經領先，美元稍顯遜色。英鎊能維持一定比例。日元、澳元、加元、新元、港幣等都具提升空間。轉型國家的貨幣如盧布，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如盧比等也將有一席之地。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如不奮起追趕，人民幣很可能會因為碳交易標價權的喪失而錯過成為國際貨幣的歷史機遇。 

　　第二，碳貨幣的發行問題。全球碳交易市場可以劃分為履行減排義務驅動的市場(compliance-driven market，強制型市場，包括某些自愿承擔有法律約束力的合規義務的市場)和自愿型市場(voluntary market)。履行減排義務驅動的市場是指由強制性減排義務驅動的碳市場，大部分買家從事碳交易是為了滿足(目前或預計)國際、國內或國內某些區域的碳排放約束的要求。而自愿型市場的需求并不由履行減排義務的要求來推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碳減排額是不確定的。

　　實際排放額低于碳排放指標分配的“節約量”，就是該時期碳貨幣的總量，即這個節約量相當于該國的一筆額外財富，也即碳貨幣。這個總量取決于人類實施碳減排的力度，同時還取決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趨勢和慣性。

　　眾所周知，紙幣發行是基于政府信用和國家立法強制推行，碳排放權與之相似，所不同的是其執行基礎是國際協定和規則。假設美國決定發行一種新型貨幣取代美元，則美元的價值就會喪失。同樣，如果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決定不再接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核證減排額”CERs用以滿足其履約義務，CERs的價值將消逝殆盡。這充分說明，不同種類碳信用的內涵價值基于《京都議定書》、后京都的各階段全球碳減排協議，以及各個強制型市場的內部減排規則而產生和變動。

　　有趣的是，碳排放權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屬性恰恰是基于國內法和國際規則的信用秩序而建立，而不像糧食、原油等商品不需要任何政府背書就天然擁有穩定的價值基礎。由此，碳貨幣本位的設想也不同于金本位或其他一籃子商品本位等純粹商品本位的貨幣體系改革方案，而近似于一種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

　　各國的目標減排量是基于自身減排能力、經濟結構、減排行業重點和經濟增速下限承受力等綜合因素設置的。在滿足全球減排目標的前提下，各國根據其自身情況和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承諾相應比例。根據實施的情況，每個階段的分配方案還可以做出微調，但總的來說約束將越來越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