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事件正日益困擾中國公眾的生活，并由此帶來的社會群體性事件也考驗著中國地方官員的神經。最近最典型的莫過相繼發生于陜西鳳翔和湖南武岡的“血鉛事件”。這兩個名字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相對陌生的地方，均有千人左右被檢出“血鉛”超標，絕大部分是孩子，其中一部分人因為血鉛含量大大超過標準，被認定為重度鉛中毒。

　　血鉛超標對孩子的發育將會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目前兩個地方具體有多少人血鉛超標，官方尚未有確切數字。因為接受身體檢測的僅僅是14歲以下的孩子，14歲以上以及成人尚未被納入檢測范圍。

　　湖南武岡“血鉛事件”初步調查的原因是當地一家錳加工廠未經環保評估，違法生產所致。而鳳翔的原因與之類似，陜西省最大的民營企業東嶺集團在當地的金屬鉛鋅冶煉和焦化項目是災難制造者。

　　這僅僅是中國眾多環境污染事件中的兩例，從早些時候的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藍藻大爆發，到鹽城斷水事件、吉林市化工污染事件等等，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當前中國已進入了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

　　“血鉛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中國的產業發展方向之爭。事實證明，環境污染與中國各地重化工業的迅猛發展不無關系。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繼續選擇未來經濟增長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特征，那么環境污染事件必將日益加劇。而選擇產業結構轉型，對于那些財政剛剛有所轉機的的地方政府來說，又將是一個無比艱難的抉擇。

　　中國該選擇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

　　2004年末學界有一場激烈的爭論。正反雙方的代表是吳敬璉和厲以寧。吳認為，“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中國應該通過技術創新等科學手段，走高附加值產業的道路。而厲認為，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繞開重工業階段，直接進入高新技術階段，動機雖好，但不切合中國國情。

　　這場大爭論后來又有樊綱、林毅夫等數位學者加入，但是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值得注意的是，在贊同選擇重化工業的陣營中，有很大部分是中國的地方官員。如時任內蒙古自主區主席的楊晶就明確表示，“重化工業產業關聯度大，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對地方經濟發展帶動力非常強。做強做大重化工業，是內蒙古在全國產業分工中爭取有利位置的機會”。甚至以輕工業立身溫州，也在在2005年年初通過了《溫州市石油化工產業發展及總體布局規劃》，提出建設“石化基地”的方案，試圖使石化產業成為溫州“重型化”的支柱產業。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重化工業不僅僅出現在中國地方官員的口中，而且實實在在的出現各地的經濟發展規劃中。各省市紛紛有了從輕工業向重化工業轉型的愿望和趨勢，甚至像經營IT產業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業非常發達的浙江這樣的省市也準備轉向重型工業發展。中國社科院2005年中國工業發展報告顯示，從1998年以來，重化工相關產業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長。與2005年相比，2008年中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由47.7%上升到48.6%。從工業內部結構看，高耗能工業的增速明顯高于工業平均增速，高技術產業的比重還下降了2.1個百分點。

　　就連中國新近批準的國家級經濟區，也宣布將重化工業作為重中之重。在國務院批準實施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里，石化、林漿紙等重化工業是主導產業之一。2008年3月，國務院批準了由武鋼和柳鋼合力推進的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這個“西部大開發最大鋼鐵項目”三期項目完成后，累計投資將達到2049億元。而在被孫中山譽為“南方第一大港”的欽州港，中石油打造的千萬噸煉油項目也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建設。此外，還有1000萬畝速生林支撐的芬蘭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團兩大林漿紙一體化項目等“一千萬”項目和“一千億”項目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