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投毒罪”

　　有人拍手叫好有人認為不妥

　　正如媒體披露，鹽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胡文標、丁月生投放毒害性物質，危害公共安全，使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經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胡文標獲刑十一年，丁月生被判六年。而兩人均已提起上訴。

　　作為家屬，胡文標的妻兒對親人受如此重判十分不解，因此全力支持胡文標的上訴。而外界的觀點也有分歧。標新化工公司周邊老百姓對此一片叫好聲，有村民接受采訪時表示：“讓我們吃了那么多年有毒的水，才判十一年，太輕了。”而當時和標新公司發生過糾紛，被警方處理過的村民則表示自己要“平反”。他們認為當時與標新公司的環境糾紛中，自己是代表了正義的一方，現在胡文標被判有罪，自己則應當被正名。

　　胡文標、丁月生被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判重刑后，網友們態度鮮明，對此判決幾乎一邊倒支持。而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了異議。

　　江蘇瑞信律師事務所的郭霞普律師聽到這個判決之初“十分驚訝”，他說自己驚訝于用“投放危險物質罪”來給胡丁二人定罪。

　　鹽城網民用“開全國之先河”來評論此事，事實上也是如此，媒體發現，這是全國第一例用此罪名定性于企業排污行為。

　　而對這個判決，胡文標一審委托的律師、南京大學教授孫國祥持否定態度，孫教授是企業犯罪領域的專家，曾任著名的常州鐵本案代理律師。“我們認為，以投放危險物質罪給胡文標定罪，把排污行為當成是投毒，肯定是不對的，”孫國祥接受快報記者采訪時說，事實上，警方刑拘之初也把其定性為重大污染環境事故罪。“ 而投放危險物質罪就是刑法上之前的投毒罪。”

　　孫國祥解釋，這兩個罪的區別在于，重大污染環境事故罪一般情況下是過失犯罪，投放危險物質罪是故意犯罪，而前者是結果犯罪，后者則是行為犯罪。定性不同，量刑也差別很大。

　　“胡文標有什么理由去投毒？他自己和妻兒也在喝這個水，他投毒的動機是什么？”孫國祥解釋，正因為投放危險物質罪是行為犯罪，邏輯上面的問題就出來了：“如果這樣定性，只要一個化工廠排了污水，不管有沒有導致停水這樣的事故，就是犯了投放危險物質罪，那么其他還在排的那些化工廠的老板是不是都要抓起來？因為他們的行為性質和胡文標是一樣的，只要排了就是犯罪，不管有沒有后果。”

　　而同時，法院認定，胡文標在此案中是“間接故意”犯罪。對此，孫國祥也不認同，“我們講的故意，是法律上的故意，排放廢液的時候他肯定是故意，但后果是沒有辦法預料的，這如同很多工廠的煙囪在排放廢氣一樣，你能說這個廠是在投毒嗎？”

　　同時，孫國祥強調的是，此案的主體也有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企業犯罪行為，而投放危險物質罪是個人犯罪，胡文標并不是一個適格主體。犯罪的主體是他的公司，適用的應該是重大污染環境事故罪。”

　　這和前一階段的熱點事件——張明寶醉駕致人死亡案很像。在那場爭論中，焦點所在是交通肇事罪與危害公共安全罪之爭，前者是過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前者是后果犯罪，后者是行為犯罪。而檢方也認定張明寶是“間接故意”犯罪。

　　當時有法律工作者作出了這樣的邏輯推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行為犯罪，和他撞不撞死人的后果關系不大，如果如此，他的犯罪行為是從何時起算？醉酒開車開始？那么豈不是所有醉酒駕車的人都涉嫌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

　　郭霞普律師認為，間接故意犯罪是一種放任，即放任自己的行為，并導致了不特定人群被危害。他認為，此案中如果胡文標被屢次警告后，仍排放污染并最終導致了后果，就有放任之嫌。

　　而孫國祥則認為，胡文標和當地的其他化工廠老板一樣，接受罰款后再偷排，這在當地很是普遍，但并不意味著警告之后就是放任。“他自己和妻兒都喝當地的水，這能認定他有放任的故意？”

　　“罪刑法定，我們認為這個判決是不理性的。我們理解當地百姓的情緒，對排污企業的痛恨，但是判決要有依據，要一視同仁，而不應當選擇性地執法。”孫國祥說。他舉了另外一個例子：“如果投放危險物質罪名成立，胡文標是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后果，導致一個城市的20萬人三天沒水用，那為什么只判了最低刑期的十一年？”

　　同案不同判

　　顯示某些法律“滯后”于現實

　　幾次大的全國性新聞事件，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愈發引人關注。同是酒后駕車撞死人，有的被判死刑，有的卻被判了有期。公平何在？

　　“使用執行著同一部法律，卻出現了這么多的‘同案不同判’，應該說是不正常的，”江蘇圣典律師事務所張世亮律師說，“我個人反對因為民意或民憤而擅加定罪，這樣的話，法律的統一性無法保證。”張世亮在分析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時表示，“首先，案件就像達·芬奇畫的雞蛋，各不相同。同案指的是類似案件，而每個案件的細節不同，這些細節決定了案件的定性，其次，在司法實踐層面，法官的素質不同，使得對法律的理解產生差異，這些都是‘同案不同判’可能產生的原因。”

　　從法理層面分析，“同案不同判”幾乎是必然，張世亮認為，法律具有穩定性，同樣也會因此產生滯后性，“具體表現在法律不能時刻隨著社會進步而進步，只能在事實發生后，加以修訂以適應社會發展。”

　　與現實脫節的法律自然會有人去完善它，而此時，一個中規中矩的法官與一個善于創新的法官不會做出同樣的判決。這些都是善意的分析，張世亮強調，“案件的定性往往會受到非正常的外部因素干擾，這也會使‘同案’產生不同的判決，這些因素可能是司法腐敗，也有可能是社會輿論及民意。”

　　僅在今年，就有多個案件因為社會影響而創出“首例”：成都的孫偉銘案號稱是“全國首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醉駕者判處死刑的案件”，而南京的張明寶案則號稱是“國內首起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醉駕者”。

　　張世亮表示，民意與法意確實有著微妙的關系，“我覺得，公眾輿論的充分辯論不可或缺，而透明公開的司法審判活動則是最好的溝通彼此的契機，在一次又一次的公開爭辯中，達成法意與民意的交集，法治社會才能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