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促進上海城市空間的綠色轉型，促進緊湊型城市建設。重點是在不擴大土地占用的情況下，到2020年，將上海的人口容量提高到2500萬左右，扭轉當前郊區城市功能性蔓延的發展態勢，真正建設具有獨立的多中心功能的緊湊型城市體系。

　　三是促進城市生活的綠色轉型，促進綠色生活形成。上海當前的人均生態足跡已經很高，未來繼續大幅度擴張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我們需要通過對人均資源消耗的限制，倒逼城市生活資源生產率的提高，塑造上海既樂活又綠色的城市生活方式。

　　政策創新之二，在管理思路上，按照可以達到的人均資源消耗水平，進行資源需求管理。

　　按照資源節約型城市需要從資源供給管理轉向資源需求管理的思路，建議在“十二五”規劃編制和中長期戰略研究中，在比較中國人均水平和世界人均水平的基礎上，確定上海未來可以達到的和需要控制的自然資源消耗規模。爭取到2020年，扣除上海參與國內外貿易部分的資源消耗部分，將人均資源消耗，控制在不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或者最好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

　　換個角度講，要規劃管理上海城市發展的各種經濟社會需求，到2020年，不是一般意義地將上海建設成為具有“四個中心”意義上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而是要建設成為具有可持續的綠色競爭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也正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主題所強調的核心內容。

　　政策創新之三，在發展階段上，運用回溯法，確立上海經濟社會與資源消耗脫鉤發展的進程。

　　資源節約型城市的標志，就是經濟社會與資源消耗脫鉤。因此，建議即將啟動的“十二五”規劃研究，要用情景分析方法比較上海2010至2020年的可能存在的兩種發展前景：一是按照上海當前經濟增長趨勢，推測到2020年可能有的資源消耗狀況；二是按照人均資源消耗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國平均水平的目標，推測到時可能的發展情景。兩相比較，我認為，上海未來的發展需要更多地從前一種模式轉向后一種模式。具體到“十二五”規劃的編制研究，就是要在先研究確定到2015年和2020年可以消耗的資源規模的條件下，回溯性地研究上海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速度、規模與結構，從而確立上海在“十二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政策創新之四，在規劃指標上，將資源生產率作為未來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

　　建設資源節約型城市，要像重視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那樣，將資源生產率也作為產業調整和城市轉型的篩選手段。“十一五”期間，國家已經將萬元GDP的能源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十二五”期間國家還將進一步引入萬元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在這方面，面臨資源嚴重約束的上海理應走得更快、更超前一些。

　　由此，建議上海的“十二五”規劃研究，將能源、土地、水資源、二氧化碳等資源生產率指標，作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從而優化上海發展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同時，還要在研究上海資源生產率現狀的基礎上，按照提升資源生產率的要求，進一步淘汰劣勢產業、扶植均勢產業、引進優勢產業。

　　如果以每3年為一個時間區間，按照資源生產率的高低，在產業之間和產業之內進行一定比例的結構性置換，那么，經過持續的努力，上海的發展就有可能形成資源節約、經濟產出好、同時兼顧勞動就業和環境效益的產業結構。我們的研究認為，到2020年，在常住人口增長到2500萬、人均GDP翻一番多的情況下，上海的能源、土地資源、水資源、二氧化碳等生產率分別需要提高到現有水平的3倍和6倍以上。

　　政策創新之五，在政策抓手上，用總量控制政策，促進資源節約導向的各類城市創新。

　　建設資源節約型城市的關鍵，在于控制城市增長的自然資源消耗總量，在此前提下，通過大幅度提高資源生產率，實現又快又好的城市發展。以此來看，上海已經需要從過去30年來的資源利用的“規模擴展”階段，進入到資源利用的“存量提升”階段。例如，上海未來將需要通過提升對存量土地的利用水平，來創造更多的生產率和承載更多的城市人口。

　　因此，從“十二五”規劃起，建議政府在推進各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市場化措施（如價格政策）之前，都實行嚴格的資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總量控制政策，并落實到規劃、實施與評價的全過程，落實到城市生產、城市生活、城市空間等各方面。只有如此，加上合理的分配機制與價格機制，才可能出現各類資源節約導向型的城市創新，真正使上海走上創新驅動型城市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