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家弗羅姆在《占有或存在》（1976）一書里指出：“人類文明是以人對自然的積極控制為濫觴的，然而這個控制到工業化時代開始就走向了極限。”對于這種積極控制自然增長無極限和經濟優先的發展模式，“羅馬俱樂部”敲響了警鐘，梅多斯等人指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類活動越是接近于地球承受這種活動的能力的限度，權衡取舍就越是明顯和無法解決”，“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繼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的一百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
 

    在《增長的極限》中所發出的警告啟發了后來者。從70年代開始，最早見諸卡森《寂靜的春天》中的“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詞，逐漸成為流行的概念。1992年6月，在里約的地球分會上，這一概念被提到了“全人類共同的發展戰略”的高度。

 
    建筑節能是關乎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近年來，我國建筑規模迅速擴大，每年新建房屋17—18億平方米（城鎮居住建筑4—5億平方米，公共建筑4—5億平方米，鄉村居住建筑7—8億平方米）。現在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積，比所有發達國家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積的總和還要多。本世紀頭20年內，建筑業仍將迅速發展。預計到2020年底 ，全國房屋建筑面積將達686億平方米，其中城市為261億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建筑規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房屋在約100年左右的使用期間內，需要不斷消耗大量的能源。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增長迅猛。建筑能耗是指建筑使用能耗，包括采暖、空調、通風、熱水供應、照明、炊事、家用電器等方面的能耗，其中采暖、空調能耗占60%—70%。根據1999年估算的數據，中國建筑用商品能源消耗已占全國商品能源消費總量的27.6%，接近發達國家的39%—40%。如果浪費能源的房屋建得越多，遺留下來的能源消耗的負擔就越發沉重。建設部等相關部門制定了建筑節能管理辦法，編制了一批建筑節能設計標準，一些省、市根據建筑節能標準已大批建造節能建筑。但是，從總量上看，到目前為止，不僅既有的400多億平方米城鄉建筑中的99%為高耗能建筑，新建的數量巨大的房屋建筑中，95%以上還是高能耗建筑。由于建筑的保溫隔熱差，采暖系統效率低，我國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是相同氣候條件下世界平均值的3倍，一些嚴寒地區城鎮建筑能耗已高達當地社會總能耗的一半左右。中部夏熱冬冷地區（過渡地區）冬季電采暖夏季空調，以及南方夏熱冬暖地區（炎熱地區）夏季空調越來越普遍。以家用空調器為例，2001年全國新增的裝機容量1600萬kw，已超過三峽竣工后的發電總裝機容量，造成夏季電力高峰時供電十分緊張。 
 
    問題相當嚴重，情況十分緊迫。為此我國建筑節能專家涂逢祥呼吁——“如果國家從現在起就下決心抓緊建筑節能工作，對新建建筑全面強制實施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并對既有建筑有步驟地推行節能改造，到2020年，我國建筑能耗可減少3.35億噸標準煤，空調高峰負荷可減少約8000萬千瓦（約相當于4.5個三峽電站的滿負荷出力，減少電力建設投資約6000億元），由此造成的能源緊張狀況必將大為緩解。如果再加大工作力度，要求2020年建筑能耗達到發達國家20世紀末的水平，則節能效果將更為巨大。但如果繼續放任自流，錯過當前的大好機遇，不采取堅持有效的措施，則將長期大大加重國家能源負擔，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對能源安全和大氣環境造成重大威脅”。
 
    總之，建筑用能已逐步成為中國能源消費的主體之一。建筑能耗是中國可持續發展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問題。

    我國學者付祥釗在談到當前，一些地方能源相對過剩的情況時，僅用寥寥數語，來說明事情的真相：這只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現象。與美國2.7億人口，每年能耗34億噸標準煤的水平相比，我們的用能水平還相當低下，是一種低水平的過剩。
 

    “是一種低水平的過剩”。這一現象并沒有留給人們多少可以盲目樂觀和高枕無憂的東西。中國要走出能效利用率低水平狀態的探索之路還很長：我們的求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因為未來20年將是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動機與能源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不斷顯現的過程。動機愈強烈，矛盾愈顯現，可以輕言“過剩”的能源就愈少。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希望通過對節能潛力的有效挖掘，以較少的能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以及為什么在能源供應不緊張的情況下世界建筑節能浪潮持續高漲的基本原因和目的。那么，為什么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和資源保護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呢？付祥釗這樣寫道： 
 

    可持續發展問題，直接關系到人類文明的延續，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察，都是新千年全世界面對的最重要的中心問題之一。盡管某些地方能源供應出現了低水平的過剩，即使我們所掌握的能源開采技術能為我們提供充足的能源供應，滿足我們傳統的、不斷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即使我們的后代有能力在石煤、石油、天然氣耗竭之時，開發出新的能源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和權利，不管全球生態系統的崩潰而繼續過去的能源消費方式。
 

    毫無疑問，這樣凝重的筆觸，確實昭示了一種憂思和誠實，是一種負責之思。最困難的事情是我們能否扭轉破壞的趨勢。坦白地說，我們現在還無法做到。因為經濟學家已將“最大化”的潘朵拉之盒打開。我們正處在拔根狀態。因為我們現在還看不到價值存在的真實圖景，除非一些負有責任的地方政府機構在克服官僚作風和“增長癖”的道路上有所作為，把關注的重心從單一的GNP/GDP增長真正轉移到“可持續發展”上來；除非經濟學界少談點主流經濟，少研究些“最大化”，多承擔一點即便是非主流的社會倫理責任；除非我們許多人——不止是環境保護主義者，敢于向那種不顧生態和環境不斷惡化的掠奪式的生產模式叫板，敢于對社會上那種恣意揮霍能源的現象大聲地說“不”！如果我們不改變，那么世界最終會無法承載自然體系。
 

二、資源永續利用的文化反思
 
 
    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看，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代際公正。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對“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在這個定義中，包含有兩個關鍵概念：

 
    未來和資源保護。未來使我們這一代有考慮后代需要的責任，特別是把我們的星球以適當和健康的方式傳遞下去。資源保護使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保護所有不可再生資源——水、土地、能源、生物多樣性、礦物質等等。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科學內涵在于：以往人們對“發展”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經濟領域，把發展狹義地理解為經濟的增長，即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多、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等。但可持續發展是一種立足于環境與資源角度提出的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或模式，它指的是人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和提高，不僅這種發展是可持續的，而且每個人都有平等發展的權利。人類福利將連續不斷增加。這一概念同時也提醒我們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1、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明顯區別。可持續理論要求人類以高度的科學認知與道德責任感，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行為，創造一個和諧的世界；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適應和協同進化而不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與發展為代價，平等互利地共建共享，使人類文明得以延續。唯有完成對傳統思維定式的突破，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教育、醫療衛生和提高機會的平等性，才能從更廣的含義上形成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基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