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家庭多負擔64美元”

　　鄒驥團隊的研究表明，當減排目標設定為“下降45%”時，則相比33%的減排目標要多減排22億噸二氧化碳，每減排一噸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減排成本為300億美元，約占當年中國gdp的0.4%，相當于全國每戶居民每年要多負擔64美元。鑒于一部分發達國家輿論認為中國所承諾的減排幅度“仍然不夠”、“即便下降50%也是低”的觀點，鄒驥團隊又計算了減排目標為“下降50%”時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下降50%”目標下，2020年中國共排放80億噸二氧化碳，相比33%的減排目標要多減排29億噸。此時，每噸碳的減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減排成本達到860億美元，約占當年gdp的1.2%，相當于每個中國家庭每年要多負擔166美元。

　　對于鄒驥團隊上述研究數據，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的劉濱副教授不予置評。劉濱團隊接到了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國家課題。“我們的報告也按照不同情景假設了中國為不同減排的目標而付出的代價，但是因為課題是政府委托，無法透露相關數據。”她說。

　　國家發改委氣候司的一名官員也對上述數據不予置評。

　　此前，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發布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測算，如果中國要發展真正意義上的低碳經濟，則每年需增加額外投資1萬億元人民幣。

　　“減少碳排放，不僅僅在于節能投資方面，比如如果增加核能和水能等清潔能源比重，那么同樣可以達到碳排放的效果。不同的側重會導致實際的投資情況不一樣。”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認為。

　　“對排放權要寸土必爭”

　　要實現如此艱巨的減排目標，對技術和資金支持的需求無疑是巨大的。

　　據本報記者了解，能源、交通、電力等6大部門的最關鍵60多種通用氣候友好技術，有40多種為中國所不掌握，而發達國家一直未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在資金轉讓方面也乏善可陳。

　　“發達國家不會有很多資金給中國，美國國會有一種普遍的觀點，美國一分錢也不會給中國的”，鄒驥說，“發達國家已經把中國研究透，企圖一步一步把中國逼入棋局”。

　　給予中國壓力最大的是美國，美國一直要求中國給出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但美國自己溫室氣體排放也沒有達到峰值，而且中國人均累積歷史排放從1850年到2004年，不到70噸，美國是1100多噸。

　　“g8國家提出的方案，到2050年全球要減排50%，而發達國家要多排到80%，如果這一方案成為國際公約的話，那么今后40多年發達國家要比發展中國家排放的高3.5倍。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公平。”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說。

　　“發達國家歷史上侵占了發展中國家大量的排放權益，”鄒驥說，“排放權的實質是發展權，中國在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國際談判中，對排放權益要寸土必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