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環保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尖銳的不同意見和立法建議，并進行了不同看法的初步交鋒。多數專家認為環保法修正案草案沒有解決環境保護法修改應該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明確規定公眾(包括個人、單位)環境權、環境公益訴訟、政策環境影響評價、強化公眾參與和政府環境責任等等。”蔡守秋表示。

汪光燾呼吁，與會的專家學者總體贊成送審稿的技術路線，都支持盡早解決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所有問題都要求解決的難度很大，全面修改不可行，現在要抓住時機和優勢，“哪怕解決幾條也是對環保法的推進。”他同時承諾，全國人大環資委將認真研究專家意見，進一步完善環保法修正案草案。

這個“技術路線”就包括“有限修改”原則。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副主任蔡微曾經表示，對一些目前還在研究探索、尚在試點、存在爭議、可改可不改、不改也不影響法律執行的內容，本次的修改沒有涉及。

權衡發展與環保

關于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及其之間存在的矛盾和沖突，在本次修法過程中被體現得十分明顯。例如最終未出現在環保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排污許可制度、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等制度等，都存在不同部門和利益主體之間的嚴重分歧。

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汪光燾曾在多次研討中表示，這些修改意見在國務院相關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意見分歧較大，建議“進一步研究和實踐，通過適時修改有關法律或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規來解決”。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感到現行的《環境保護法》效力不夠，現在的處罰沒用。我們建議要增加政府責任、公眾權益，建立社會參與的機制，運用經濟政策的方式，要加大處罰力度。”前述接近環保部的權威人士表示。

在王曦看來，很多污染大戶和當地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是貢獻當地財政的主力，所以地方政府對他們比較寬容，對違法排放睜只眼閉只眼。現行法律除了罰款，還有限期治理停產整頓等嚴峻措施，這些比較重也更有效的措施，很多地方不愿意用，因為擔心影響財政收入和GDP增長數字不好看。”

“現在關鍵問題是地方政府要真正嚴格執法。所以環保系統提出的34項意見主張加大政府責任，使《環保法》成為約束政府行為的法，這一點我認為是抓住了要害。環保部從各級環保部門工作中得出的深切體會，最困難的是讓地方政府真正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發展經濟。”王曦認為，“要看人大立法機關的決心有多大了。”

在蔡守秋看來，“我國環境資源生態問題日益嚴重，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關政策決策沒有充分考慮、評估該政策決策的環境影響和采取相應的環境保護措施，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發生的眾多環境與自然破壞事例的調研結果看，問題的根源大多指向于事前有關規劃的決策與對環境的考慮相脫節。”蔡守秋介紹，“以國務院1989年制定實施的《關于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為例，該決定將若干嚴重污染的行業或產業列入國家‘重點支持’的項目，導致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全國各地因發展這些產業而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自然破壞。國務院后于1996年公布了《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對上述曾重點支持過的行業或產業予以限期取締和關閉。”

但這不只是一部法律能解決的問題。中國是鉛蓄電池、服裝、電子器件等產品的生產大國，這些產品大量出口國外，在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極大的環境污染。

王燦發認為，環境治理保護與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矛盾，就看怎么協調。“環保部門從自身出發，全國人大要從經濟發展全局來考量。管得松，可能發展更快一點兒。”

“多年以前，中央就提出要轉變發展方式，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王曦表示，“環境問題已經影響人民和政府關系了。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眾也有維權意識，不愿污染企業在身邊。”

西南政法大學環境法博士陳廷輝介紹，國際上認為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形曲線關系，即環境先隨經濟發展而惡化，當GDP增長到一定水平后，兩者進入同步發展的良性狀態。“拐點”出現的國際經驗值是在人均GDP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間。日本、韓國在人均GDP7000美元到8000美元時出現了生態拐點，美國的環境建設拐點出現在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

而根據財政部11月8日在其網站上刊發的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的《為國理財為民服務——十六大以來財政發展改革成就》一文，中國的人均GDP2011年為5432美元。

王曦認為，立法機關和全國人大要與時俱進，利用這個機會推進環保，做好制度設計。“現實的要求是很緊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