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針對環保誠信、警示、嚴管企業“辦法”分別制定了鼓勵性、警示性、懲戒性的環境管理措施，以提高信用管理的威懾力，使分類管理機制更具備可操作性。

　　對于“綠牌”企業，“辦法”提出了“免于或降低監督性監測、監察頻次”“輕微違法可免予或減輕、從輕處罰”“優先辦理環保行政許可”“優先調劑排污總量指標“優先安排環保資金補助“優先辦理上市融資事項“建議優惠貸款利率或保險費率“優先安排環保科技項目立項“推薦納入政府綠色采購合作伙伴”等鼓勵性措施。

　　對于“黃牌”企業，“辦法”提出了“企業每季度環保匯報”“加大監督性監測、監察頻次”“違法行為依法從重處罰”“從嚴審批環保資金補助”等警示性措施。

　　對于“紅牌”企業，“辦法”提出了“責令公布環保整改計劃”“企業每月環保匯報”“暫停建設項目環評審批”“暫停環保補助”“納入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名單“建議暫停信貸或提高保險費率”“建議取消政府采購服務資格”等嚴厲措施。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告訴記者，在財政資金下發、信貸和保險利率、政府采購資格等方面，環保部門啟用企業信用評價和分級管理，將環保部門的履職成果“可視化”、通俗化，以便金融、財政等領域主管部門識別，并建議上述部門采取差別化政策，但無權介入其政策執行領域。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姝影向記者進一步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本身只能是“軟約束”的環保指南，作成“硬約束”的行政手段，就會導致對企業微觀經濟行為的過多干預。因此，更多是通過環保部門公布“黃牌”“紅牌”企業，促成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國有企業更加重視自身的“環保聲譽”。就在6月上旬，廣東省環保廳公布了2011年的評價結果，中金嶺南、韶能股份、東陽光鋁、中國石化等多家上市公司或旗下子公司被出示“黃牌”。

　　上述獎懲手段并非一成不變。“辦法”規定，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周期及評價結果的有效期限一般為一年，但為了解決企業“懲罰力度不足、改善動力不足”的問題，有必要在一定周期內做相應調整：一是環保誠信企業或環保警示企業發生較大及以上突發環境事件等嚴重情形，可以將其“即時”降級，甚至直接降為環保嚴管企業。二是連續三年被評為環保警示企業的，將從第四年起按照環保嚴管企業管理。三是建立企業信用修復機制，鼓勵企業積極改善環境行為。

　　第三方與分類評價值得期待

　　對于“辦法”編制過程中的主要困難及不足，廣州市環保局政策法規處處長鄭則文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管理的制度設計方面，尤其是評價主體、評價方法等，目前都有待繼續研究。

　　一是在評價主體上，究竟是由第三方機構來進行獨立評價，還是由行政部門來評價？楊姝影認為，在金融領域，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惠譽、穆迪均為第三方評級機構，這有助于保持評級結果的獨立性和公信力，但中國現行條件下，國內社會中介組織的發育尚不完全，具有評價資質的評級機構過少，也很難全面掌握企業的環境行為信息，因此銀行不一定愿意采信第三方數據“做了基本等于白做”。

　　鄭則文進一步說，對于企業環境行為有專門的評價標準，并且涉及行政部門如環保部等所負責的環境監控、總量控制、排污許可證、建設項目環境管理、環保執法監督與行政處罰等等，都是環保部門的日常行政工作。因此，“辦法”仍會沿襲行政化評價模式，繼續由環保部門作為評價主體。

　　二是在評價方法上，不同地區的企業和不同行業的企業特點千差萬別，因此，制定出既能統一標準又能滿足個性的制度就顯得非常困難，通過之前大量的調研，廣州市環保局發現，南方和北方、不同行業之間的企業在環境行為和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異。而從環境公平的角度，“辦法”仍然統一了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要求。

　　楊姝影表示，借鑒銀行的精細化管理，未來希望能夠避免在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一刀切”，便于金融機構信貸部門規避環境風險、篩選優質客戶。楊姝影舉例稱，從金融機構的可操作性角度看，金融行業和鋼鐵行業、大鋼企和小鋼企之間不能參照同一污染物排放標準進行評價。

　　為進一步驗證“辦法”及“企業環境行為評價標準”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據廣州市環保局透露，該局以廣州市36家參加2011年廣東省重點污染源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的重點企業為對象，采取模擬評價、問卷調查、座談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了比對分析“得到多數企業的認可”。

　　從廣州市的工作實踐來看，2008年至2011年間，共有205家企業單位被納入信用評價范圍，實際參與評價180家，其中，綠牌150家，黃牌18家，紅牌12家。30家黃牌、紅牌企業都積極進行了有效的整改，17家企業獲得信用修復。可見，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的激勵、約束等作用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