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當前國際減排機制的缺陷

　　1、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太少。按1%GDP計算，目前發達國家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總額目前應為每年4000億美元左右，其中應有相當一部分用于支持低收入國家的減排。但目前它們拿出的錢僅限于：對國際基金的少量捐款(迄今各國承諾的累積總額僅為60億美元左右)和每年在碳交易中的支付(2007年發展中國家收到的資金總額不到0.8億美元)，不僅大大小于所需資金，也不到它們應該支付的10%。發達國家迄今為止沒有履行他們的責任，沒有進行轉移支付。

　　2、目前的解決方案中，發展中國家能夠參與的只有在UN框架下的多國基金(MF)和清潔發展機制(CDM)的市場機制，缺少國家間的協作機制，也沒有一個國家之間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制度性方案。而CDM在全球碳交易中只占12%上下的份額，處邊緣位置。

　　3、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支付，目前的主要渠道是碳交易。這是一種私人部門的市場行為。但是，氣候和減排，是一種全球公共物品，包含大量減排基礎設施的提供，只靠私人部門的行動是無法提供的。

　　4、如果主要依靠市場交易，發達國家只能是“事后支付”，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現大規模的減排，需要大量前期的基礎設施和技術設備更新的投入，只能進行事后支付的機制等于是沒有支付的機制，許多減排活動根本無法在發展中國家展開。

　　5、發展中國家因在國際協作中得不到資金支持，缺乏承諾任何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動力；而發展中國家不做任何承諾，又構成發達國家不進行資金與技術轉讓的借口，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在相互承諾前提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采取更多行動的機制。

　　四、改革方向：建立國家間聯合減排計劃

　　這次哥本哈根大會，要談2020年以前的減排方案和以后的2030、2050年是否能形成一套新的機制，這套機制能夠建立在國家層面進行轉移支付，使得發達國家進行應該的轉移支付，使發展中國家參與更多的減排。

　　我們建議：建立國家間聯合減排計劃與國際氣候公約，作為行動方案。

　　1、要以歷史累積消費排放計算各國的責任。

　　2、按各國的人均收入和有支付能力人群的大小測定各國的減排能力。

　　3、根據以上兩個指標測算責能指數，認定哪個國家應該加入減排、強制減排貢獻的指標協議，低水平的國家仍然可以自愿減排，仍然可以不加入強制減排的協議，但是都要有一個明確的責任區分。

　　4、以《京都議定書》國家中最低的“人均累積實際排放”為標準，設定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門檻”。

　　5、實現自愿減排的發展中國家，減排的越多，可以越推遲加入強制減排的國際機制。如果你的排放達到一定水平，就需要加入強制減排的行動方案。而你前面自愿減排的越多，就可以越推遲你加入限量減排、強制減排協議的時間。因此，鼓勵自愿減排。

　　6、而自愿減排的這些國家在參與國際碳交易的同時，可以提出自己的國家減排計劃，邀請發達國家參與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這個計劃要與參與國共同制定“可測量、可核證和可報告”的減排方案和技術轉讓、資金配置的具體計劃。在這個計劃當中，由發達國家支付的這部分實現的減排當然要作為發達國家責能減排的一部分來加以計算。

　　7、公約中的發達國家需承諾：1，減排所需技術的轉讓，取消任何技術封鎖。2，資金配置。所承諾的資金可以部分用于建立一個基金進行國際間的戰略性、試驗性項目，主要部分則進入“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方案(計劃)的參與方聯合組成某一國家的“減排伙伴團”，在MVR的原則下實施減排計劃和使用所需的技術和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