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民資

　　國家助推光伏業起步

　　無論是價格謎局的破題，還是光伏產業的從無到有，政府一直在幕后擔任著總導演的角色，主角則是民營企業。

　　2010年8月，在保定開發區內占地面積1600多畝的英利集團像一只上滿了發條的鬧鐘，1.1萬名員工忙著交付世界杯上“中國英利”4字中文廣告帶來的巨額訂單。

　　“英利是光伏產業中的國家隊。”從管委會主任退休后任英利集團首席戰略官的馬學祿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回憶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給予英利的扶持。

　　1997年，作為保定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的馬學祿對于開發區發展新能源的目標仍找不到方向。經過與英利董事長苗連生的幾次交流，雙方共同看準了太陽能光伏產業。1998年管委會旗下的保定高新區發展有限公司以國有身份正式與英利公司合資，成立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采用國有控股、民營機制。

　　獲得國有身份的英利公司立刻得到了國家的支持。“2000年，國家計委正式批準英利3兆瓦太陽能光伏項目為重大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工程，并給予2000萬元資金支持。2000萬元對于目前擁有150億元年產值和1萬多名員工的英利來說并非大事，但在當時卻是一筆不可缺少的啟動資金。”馬學祿稱，獲得批準和資金后，英利的光伏項目得以正式開工建設，并在2001年投產，員工100多人。

　　到2004年，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啟動二期擴建工程，產能由3兆瓦迅速發展至100兆瓦。正當企業步入正軌開始高速發展前夕，作為國資控股方的高新區發展有限公司果斷退出。馬學祿介紹，當時保定市政府和開發區管委會一致認為，企業孵化工作已經完成，國有資產和管理撤出更有利于企業的健康發展。

　　國資撤出后，英利的發展不但沒有減速反而通過獲得海外資產實現跨越式發展，至2006年產能已增加4倍，并于次年成功在紐交所主板上市。

　　在光伏行業獲得政府“保送”待遇的并非英利一家。國內另一家民營光伏巨頭無錫尚德也走了這一發展路線，也就是后來所稱的“無錫模式”。2000年，澳大利亞籍華人博士施正榮回國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懷揣著一份200多頁的可行性報告跑遍上海、大連、杭州等地，尋找愿意出資800萬美元的投資人。無錫市政府成了施正榮的伯樂。果斷出資，并委任施正榮為總經理，給予25%的股份。在政府的敦促下，小天鵝集團、無錫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等8家當地企業成了第一批股東。最后項目獲得了成功，無錫市政府也適時退出國有股。

　　暴利神話

　　民企搭上國際需求頭班車

　　如果說英利和尚德兩家企業走上光伏產業道路是出于創業者和地方政府明智的預判，那么時隔一年，國內光伏產業就正式迎來了國家級的政策推動。2001年，中國光伏產業的產能還不足1兆瓦，國家發改委的前身國家計委推出了“光明工程項目”。孟憲淦回憶，當時政府財政撥出了幾十億元資金用于山區的分布式發電建設。

　　“事實上，這一項目的長遠意義不僅在于解決中國偏遠山區的用電難題，更為中國光伏產業的起步拉開了大幕。”孟憲淦說，發展到2003年，中國光伏產能已達到13兆瓦。

　　孟憲淦介紹，本世紀初民間資本已初具規模，而國內傳統產業已趨于飽和，民間資本缺乏出路，在國家釋放利好信號的前提下，新能源產業成了民間資本投資的全新興奮點。而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國內市場大幅度開啟仍遙遙無期，即使是2003年的13兆瓦產能，仍不具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民間資本成了起步之初產業布局的主角，也就逐漸定格為中國光伏產業的主角。而這一批企業的提前布局，也為此后迎接國際市場打下了基礎。

　　2003年底，隨著送電到鄉工程逐步落實，國內需求開始減弱，而此時一大批光伏設備制造企業正在急劇擴張產能。高額的成本使國家無力像歐洲那樣通過國家政策來扶持光伏發電行業，英利、尚德等第一批民營企業遇到了短暫的發展瓶頸。

　　等待并不漫長。2004年德國出臺了強制上網電價政策，而后歐洲和美國相繼推出了太陽能屋頂計劃和光伏并網政策，需求增速超過200%，給這批中國企業帶來了巨大商機。當年，無錫尚德的營銷出現爆發式增長。也就在當年12月15日，無錫尚德成功登陸紐交所，當天融資規模達4億美元，而公司市值也達到30億美元，不僅開創了民營企業直接登陸紐交所的先河，也創下了內地民營企業融資神話。

　　這一財富神話讓國內的民營資本嘗到了甜頭。2004年至2006年，中國光伏組件行業出現井噴式發展，并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占據較大份額。中投顧問新能源行業首席研究員姜謙認為，中國民營光伏組件產業在國際上得以成功，不僅在于中國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低廉，更在于在國外需求出現大幅增長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比中國企業更快地組織大規模人力物力來擴大產能。“當時的光伏組件行業可以說是一個暴利行業，投資三年即可收回成本，這在其他行業是無法想象的。”孟憲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