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分歧不影響中國做好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文章

        “提到低碳，就不能不提氣候問題和二氧化碳減排。”馮飛介紹說，“目前在對待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世界各國有著來自政治上和經濟發展上的不同訴求，在許多重大事務上存在著分歧，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共同愿景，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目前需要展望到2050年，2050年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各個國家有其自身利益考慮，因此在共同愿景上各國的提議也不同，比如歐盟提出“2攝氏度”控制目標，聯合國氣候變化問題政府間協調工作小組IGCC提出的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濃度當量的概念，所謂當量就是把其他的溫室氣體也折成二氧化碳來考慮，控制在450ppm，再如英國的著名氣候問題學者斯登提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要控制在200億噸，屆時全球人口預計將達到100億，人均2噸的概念。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會達成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中，實際上對共同愿景有了一個相對統一的認識，就是把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大家知道哥本哈根協議的達成中國發揮了非常建設性的積極作用，我們贊同2攝氏度，不承認450ppm，因為濃度指標直接與“三可”——可計量、可核查、可報告相掛鉤。這是第一位的重大分歧。”

        “第二個分歧體現在二氧化碳減排義務分擔上。”馮飛指出，“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態度非常明確，就是要找到一種依據來支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這也是京都議定書中的原則。事實上，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當量中，80%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累積下來的，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存留時間為300~3000年，因此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依然對全球的氣候變化產生主要的影響。因此對發達國家必須核算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建立國家排放賬戶，用數量來講話，這樣才能體現公平。”

        馮飛介紹說，他在和外國專家和一些高層討論這一問題時，外方通常用兩條來反駁，第一條是“我們曾經犯了歷史錯誤，中國不要再犯”，第二條是“目前有溫室氣體減排技術，不像數百年前英國和美國工業化時沒有相應的技術手段”。馮飛說，每當此時，他會給對方算西方的歷史欠賬，并由此來展望未來，“到2050年全球要實現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的目標，是以1990年為基年，60年間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大約為14000億噸，即使發達國家按照95%的減排目標，60年間人均排放量將達到330噸，留給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只有不到120噸，僅僅是發達國家的1/3左右，不僅是歷史上的不公平，還由此產生了新的未來的不公平。”

        “此外還有技術轉讓方面的分歧，發達國家往往把減排領域的技術轉讓和一般商業領域的技術轉讓混淆起來；以及來自資金減排上的分歧，目前國際框架下用于減排的幾個基金，每年可以提供的資金量只是實際需求的數百分之一；還有透明度也是一個重大分歧，發達國家主導游戲規則的情況依然十分嚴重。”

        馮飛表示說，雖然各方分歧依然十分嚴重，但是毫無疑問，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已經構成了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威脅。如果不進行低碳轉型的話，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還會越來越大。“聯合國的報告指出，目前氣候問題每年造成的損失占全球GDP的3%左右。因此無論國際氣候領域政治和外交形勢如何風云變幻，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框架下做好中國自己結構調整和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大文章，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展。”

        低碳變革帶來產業投資新機遇

        馮飛還指出：“氣候問題不僅給世界帶來挑戰，我們也要看到它所帶來的低碳變革的積極一面。”馮飛介紹說，目前明確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的已有17個經濟體，既包括主要的發達國家，如歐盟、美國、日本，其中最積極的是歐盟；也包括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墨西哥就專門制定了國家低碳發展規劃。全世界范圍內對于低碳經濟的一致共識將帶來千載難逢的產業新機遇和新投資，并對世界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產生5方面的重大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將引發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革命。比如我國目前提出的將要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能源、電動汽車、節能環保產業等，都屬于低碳經濟的范疇。而美國新能源的概念則包括3層含義，既包括能源供應的新來源，也包括節能技術，還包括電動汽車，可謂異曲同工。事實上，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可以催生新產業，還可以多創造就業，美國加州的案例就顯示，在整個風電產業鏈中，包括建造、安裝、運營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傳統火電多27%，比天然氣發電多60%。”馮飛還告訴記者，根據聯合國環境署2008年對于綠色投資的界定，綠色投資在各國投資活動中占比最高的韓國達到80%,中國占達到37.8%，美國大約占15%左右。其中美國的綠色投資主要在能源相關領域，集中度非常高，去年已經達到970億美元，總量上很大。而中國的綠色投資，由于聯合國環境署把鐵路、公路等公共交通設施投資計算在內，因此比重也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