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宇

　　本報記者 王爾德 北京報道

　　“目前火電行業對我國氮氧化物排放貢獻率已經超過1/3，SO2占1/2，也是細顆粒物的重要來源。”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王開宇對本報表示，排放標準的制修訂必須按照國家環保目標和當前可行的清潔生產、污染治理技術來修訂排放控制要求，不能機械地認為我國污染物排放標準比發達國家寬松就合適、嚴格就不合適。

　　王開宇所說的標準即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3223-2011）。該標準由環境保護部會同國家質檢總局聯合發布，從征求意見到正式公布，多次引發電力行業的非議，被稱為“世界最嚴”的排放標準。

　　其中爭議最大的是，燃煤火電機組的氮氧化物排放標準，即：新建機組從2012年1月1日開始、現有機組從2014年7月1日開始執行100毫克/立方米的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限值（部分特殊機組類型執行200毫克/立方米）；重點區域統一執行100毫克/立方米的排放限值。

　　新標準對電力行業來說意味著治理成本大幅提升。中國電力聯合會秘書長王志軒曾多次公開表示：“這種過嚴的環保標準對火電企業來說是‘致命性的’，過高的環保要求對大多電力企業而言，只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企業倒閉，二是造假。”

　　對此，王開宇表示，國家發改委在去年11月底增設脫硝電價和提高上網電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電力行業的資金壓力，“火電行業應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將目前的減排壓力轉化為技術創新動力。”

　　最嚴排放標準出臺三緣由

　　在評估新標準是否寬嚴適當時，不應僅關注排放限值，還要看到不同環境管理方式差異。

　　《21世紀》：有觀點認為，新標準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和汞排放要求到了嚴苛的程度，比日本、美國、歐盟的排放要求還嚴格，是全世界最嚴格的火電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對此您怎么看待？

　　王開宇：制修訂污染物排放標準，需要綜合考慮環境質量要求、環境污染現狀與行業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發達國家在很多領域的技術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其污染物排放標準通常比我國嚴格，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國所有的排放標準都應該比歐美和日本寬松。

　　這里我們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我國環境形勢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耗持續攀升，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區域性大氣污染問題日趨明顯，嚴重威脅群眾健康。環境問題已經上升到關系社會和諧的重大民生問題，必須對重點大氣污染源采取有力防控措施（目前火電行業對我國氮氧化物排放貢獻率已經超過1/3，SO2占1/2，火電也是細顆粒物的重要來源）。按照當前可行的清潔生產、污染治理技術提高排放控制要求，不能機械地認為我國污染物排放標準比發達國家寬松就合適、個別指標嚴格就不合適。環境容量是一個常數，污染物排放量在環境容量之內，環境質量就好，而污染物排放量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能源結構、能源消費量和產業結構決定的。因此，對火電等重點行業或領域制定更加嚴格的排放標準是我國經濟環境發展形勢的必然要求。

　　二是我國能源結構與發達國家不同。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電力行業實現了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底，我國發電裝機容量達9.62億千瓦，其中火電占73%。因此，能源結構的不同，要求我們對燃煤機組采取更加嚴格的控制措施，大力發展清潔煤利用技術。

　　三是發達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體系與我國存在差異。目前發達國家對污染物排放控制已經逐漸轉向依據最佳可行技術實施動態控制，即要求新建、改建企業或設施按照當地環境質量、污染物總量控制要求和當時的最佳可行技術來確定排放限值，實行“一廠一標”，環保部門依法發放的企業排污許可證中對企業的排放要求嚴于排放標準要求；而我國管理制度、執法能力等條件決定了未來一段時期內將采用污染物排放標準這種靜態控制方式。由于上述差異，我們在評估新標準是否寬嚴適當時，不應僅僅關注排放限值，還要看到不同標準體系反映的環境管理方式差異。此外，環境標準的制修訂需要與時俱進，歐盟目前實行的標準是2001年修訂的，美國執行的標準是2005年修訂的，我國修訂的新標準中一些指標比它們適度加嚴也是可以理解的。

　　《21世紀》：新標準里的4.3章節對于特殊區域的燃煤電廠有更加嚴格的規定，但具體范圍和實施時間尚未明確，大概什么時候可以出臺？這與可能會在未來實行三區六群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的區域有很高的重合度么？

　　王開宇：目前，我部正在編制《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將對火電廠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實施的具體范圍和時間做出具體規定。鑒于規劃仍在編制過程中，今年報國務院批復，故特別排放限值實施的具體范圍和時間要在國務院發布《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后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