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

　　重慶上海，一西一東，一快一慢。

　　過去幾年里，重慶在諸多方面一直效仿上海。黃奇帆，上世紀90年代開創“浦東開發模式”的靈魂人物之一，自2001年到重慶就任常務副市長以來，復制當年的浦東經驗，利用金融手段盤活了山城沉睡的土地資本，迅速改善了基礎設施，并做大了國有經濟。

　　然而，真正讓重慶異軍突起的是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重慶因其“內需主導、統籌兼顧”的“重慶模式”而令海內外矚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國經濟向內需轉型的先驅。

　　今年，這兩個直轄市都收到了中央的大禮包。

　　1月，國務院出臺了國發3號文件，將重慶的改革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賦予重慶西部重要增長極、國家重要現代制造業基地、長江上游地區金融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內陸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擴大對外開發先行區等十多個“黃金定位”。其政策力度，用黃奇帆的話說，“不亞于1990年浦東開發對上海產生的推動力”。

　　3月底，把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亦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在金融危機中備受打擊的上海經濟轉型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提供政策支持。

　　上海和重慶，濃縮了危機中中國經濟的復雜現實：上海體現了東部外向型經濟的困境及轉型之痛，而重慶展示了中西部內需型經濟的生命力，盡管兩者的體積，或者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重慶逆勢崛起，上海艱難轉身，是為快慢雙城記。

　　在一季度GDP幾乎墊底之后，上海謀求絕地逢生：在打造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以向服務業轉型的同時，又瞄準以新能源等九大高新技術的產業化，迥異于上海原來的汽車、鋼鐵等六大支柱產業的定位

　　大上海，或許從來都沒有這么艱難過。

　　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只相當于全國的一半，位居全國倒數前列。相反，此時原來中西部、東北等落后地區，以及與浦東越來越可以相提并論的天津濱海新區，卻在大踏步地飛速發展。“市里領導和底下壓力都很大。”上海一位政府官員如是說。

　　跌入谷底之際，各方開始積極謀變。一季度以來，先是國務院正式通過了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和航運兩中心的意見，力推上海向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為配合該戰略，不久又批準了擁有陸家嘴(25.40,0.34,1.36%)的浦東區和擁有洋山港的南匯區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