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干流，18級，總裝機量262.48萬千瓦；

　　大渡河干流，21級，總裝機量2211萬千瓦；

　　雅礱江干流，22級，總裝機量2628萬千瓦；

　　金沙江干流，20級，總裝機量7472萬千瓦；

　　嘉陵江上游白龍江，8級，總裝機量80.2萬千瓦；涪江上游，31級，總裝機量120萬千瓦；沱江上游，23級，均已基本建成；

　　瀾滄江干流(云南境內)，15級，總裝機量2200萬千瓦；

　　怒江干流，13級，總裝機量2132萬千瓦…… 

　　岷江上游干流規劃了7級開發；烏江干流規劃了11級開發——如今，沒有任何人能夠說得清楚在西南地區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水電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經規劃的。“甚至連當地的一個縣長，也說不清在自己管轄的地塊上，有哪些電站正在開山放炮，哪些正在攔截江河。”一位環保人士說。

　　“跑馬圈水”、“遍地開花”、干支流“齊頭并進”，透過國家環境保護部描繪的這幅西南水電“百團大戰圖”，有專家表示：正在進行著的西南水電開發的“大躍進”，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不亞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森林的毀滅性砍伐。

　　溪洛渡樣本

　　溪洛渡電站，位于云南省永善縣與四川省雷波縣交界的金沙江溪洛渡峽谷，總裝機容量1265萬千瓦，是中國僅次于三峽電站的又一世界級巨型水電站。

　　按照溪洛渡電站的設計規劃和工程概算，僅工程靜態投資就達445.7億元人民幣，總投資為603.34億元人民幣。

　　對于建設地來說，僅工程建設支出形成的各種稅費所帶來的回報也絕對是其財政發展歷程中空前絕后的：

　　樞紐工程本身以建筑安裝工程收入為征稅對象的營業稅(3%)及城市建設維護稅、教育費附加全部交工程所在地地方稅務局，成為當地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據測算，如按靜態建筑安裝工程概算(235.8億元)，相應的營業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及教育費附加約7.64億元，年均增加財政收入將近6000萬元。

　　然而，電站的開工并沒有如當地政府預想的那么“美妙”。據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趙世林介紹，水電站這種大型工程建設對材料、技術和施工人員素質要求很高，作為建設地長期農業為主、經濟發展起點低的現實來說，一般情況下，在“工程經濟”的主體部分建設期內是很難介入的，即主體工程技術和材料都是從外面輸入，施工人員主體也是從外面隨工程隊招入，主流崗位很少使用當地人。

　　那么，當地人是否可以通過提供餐飲、理發、娛樂等服務分得一杯羹呢？也很難。趙世林稱：“連二、三產業大多從業人員都由相關的‘老鄉網絡’帶進來。”

　　據統計，溪洛渡電站開工后，在永善縣800余米的振興大街上，經營餐飲、娛樂、日用百貨的商家一家連一家，但這些商家絕大多數來自長江三峽。2003年，永善縣新增注冊工商戶2240戶，其中外省市占1900戶，三分之二以上的從商者都是外地人。

　　趙世林說，這些人更多的是進行自我經營，或是和當地老鄉聯系，不與當地更多的部門發生直接聯系。因此，當地部門和工商業在電站工程中的整體參與度極低。

　　調查顯示，就在溪洛渡電站大規模建設階段，當地還伴有物價的上漲。以永善縣為例，農副產品主要價格普遍上漲了50%。“這一方面刺激了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利，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趙世林說。

　　“水電工程建設在對地區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同時，對當地經濟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移民研究中心教授陳紹軍等人對湖南五強溪市庫區展開的調查發現，水庫淹沒使當地移民喪失了大量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庫區社會經濟在淹沒后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調查顯示，1982年至1985年，庫區的沅陵縣人均GDP高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但1986年以后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987年湖南省人均GDP比1986年增加了22.13%，而沅陵縣基本沒有變化。到2001年，兩者之間的差距達1679元，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在所謂水電開發的雙贏決策中，較大的贏方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不是落后地區。特別是，征服自然的代價是昂貴的、缺乏效益和損害社會與生態環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