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碳金融，碳排放交易的機制優勢更多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優勢

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逐步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最新的進展是有五市二省在設計排放交易試點的方案。

但是，圍繞碳排放權交易的爭論并沒有結束。有研究者認為，碳市場只能作為我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框架中的一種輔助性工具，并不能成為減排政策的基石，在處理減排問題上，不應對碳市場有過高的期望。也有研究者認可碳排放權交易的重要性，但認為碳排放交易制度，需要一個絕對的限制（cap），并為中國經濟或地方經濟如何設置一個合理的絕對限制皓首窮經。

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缺失了碳金融這個重要的視角。沒有碳金融，碳排放交易的機制優勢更多是一種理論上的優勢。如果設計中的排放交易試點，不具備基本的金融化可能，那么這種試點可發揮的作用確實有限。

碳交易離不開金融化

碳交易即碳排放權的交易，就是賦予排放（污染）主體一個被限制的排放權利（配額），排放主體如果進行減排活動，可以出現配額盈余，且可以把結余配額出售給超出使用配額的排放單位獲得收益。

從碳交易的基本概念可以看出，碳交易的優勢在于：企業的減排活動可以產生實際的利潤——減排活動，就不僅出自道德自覺和法律約束，而更加來自經濟理性。污染產生的外部成本被內部化，而減排努力和成本被收益化。

然而，這種理論上的效率，并不成為排放交易制度成功的必然因素。在實踐中，不成功的排放權交易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制度設計中，存在缺乏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使激勵無法有效實現：比如配額設計過緊，多數企業無法產生盈余配額，自然也無從獲得激勵；產生了結余的配額，卻因缺乏流動性而在市場中無法實現。這樣，排放交易制度的優勢也就只停在紙面上。

在實踐中，碳排放權交易最成功的體系就是歐洲碳排放交易體系，而歐洲碳排放交易制度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碳的金融化。

碳金融是以碳排放權為基礎和核心的相關金融體系和制度安排。碳金融將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優勢深化，使之成為迎接第三次能源工業革命等未來挑戰、面對氣候和環境問題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主要體現在：

第一，提供充足的流動性，發揮類似金融融通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實現交易的廣度、深度和彈性，實現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效率性前提。

第二，在流動性的基礎上實現碳市場的激勵功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排放交易機制的制度功能。

第三，有人把金融的自由化稱為金融深化，碳金融和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機制，就是能源領域的金融深化，它具有推動市場自發進行低碳創新活動的功能，使得低碳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可以不依賴于政府扶植，有效避免了路徑選擇的錯誤及權力尋租的浪費。低碳技術創新的激勵由市場創造，驗證、推廣、交易等服務均由市場獨立機構完成。

第四，一個結構豐富的碳市場，有利于碳投資的風險分擔和退出，便于投資者隊伍的擴張，便于能源金融與碳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產生，便于資本對節能減排的推動，例如碳交付擔保、碳基金都需要期貨市場的對沖與保值。

就經濟運行的本質而言，增長的內在動力在于市場機制。但是，長期以來，在公共產品領域，市場機制是缺位的。碳交易制度是市場機制在公共產品領域（如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補充，并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公共產品領域，將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等列于標準和稅收政策，甚至認為只是一種輔助工具，本質上是對市場機制的基礎地位認識不足。而且，碳金融將碳排放制度深化的程度，是碳稅和標準可能遠遠無法達到的政策效果。

金融化可降低碳市場設計難度

中國碳市場設計的最大難點，通常被認為是如何制定一個絕對的排放總量限制，相當多的研究者把絕對總量限制當作碳排放交易的先決條件，苦心地試圖用各種參數來尋找一個最佳預測值作為中國排放總量的限制。

實際上，排放絕對量的下降或者增速的降低，是碳排放制度的結果或者制度效果，而不是它的前提。這個結果能否實現，關鍵在于碳價即減排激勵在市場上的維持與獲得。碳金融使碳價的維持逐漸遠離了排放的絕對限制，或者放松了對排放總量限制的要求，出現了激勵最大化和限制最大化的脫離和區分。沒有金融化的排放權交易，排放權的確立和稀缺性將過度依賴于排放總量限制。而碳金融化之后，對碳價的影響因素，卻不僅僅是來自排放總量限制，如：歐洲排放交易體系一直存在配額發放過多的詬病，但是，由于機制具有較為充分的流動性，依然實現了足夠的激勵作用，有效地推動了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