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

首先，金融化是資本虛擬化的一個過程。虛擬化的過程，通常伴隨著參與者極具膨脹、產業迅速發展的特點，人們不是基于現值而是基于將來值判定產品價值。相關法律約束的堅決和穩定，氣候變化和極端氣候事件的惡化，完全可以讓投資者產生排放限制會逐步加強的預期。

其次，金融化本身具有容錯和糾錯的特點。正像資本市場可以容納局部的貨幣超發、上市公司造假、假幣流通等污點，并在市場運行中逐漸消除其錯誤一樣，碳金融化也可以納受排放限制略為寬松的情形。

再次，碳市場進入金融化階段，將會使得政府通過市場機制調控和影響能源市場和資源市場的能力提升。

最后，交易參與者將豐富壯大，投資與投機、逐利與避險等多方面的市場活動可以使碳價在一個偏松的配額發放體系下得以有效維持。

反之，從限制最大化來創造稀缺和需求，往往適得其反。因為過度限制，或者拒絕給新增產能發放免費配額，實際上基本壓縮了企業產生超額利潤的空間，或者限制了企業未來發展的空間，配額高度稀缺，市場出現惜售，反而降低了流動性，影響機制的效率。交易量稀少，即使出現極高的碳價，也難以維持，因為會導致產生廣泛的抵抗行為和尋租行為，經濟自身也難以承受。因此，碳交易機制的激勵效率和總量限制并不是絕對正相關。

當然，碳的金融化，盡管降低了排放交易機制設計的難度，但這主要是指降低了對排放總量限制與配額分配設計的難度；它對應于更高的市場形態，卻又要求相應的頂層設計方案：首先，碳金融需要在思想上把碳排放交易制度當作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新能源那么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短期減排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需要針對政策沖突進行取舍和梳理；其次是碳的金融化要求市場必須具備足夠的廣度和深度，那么限排區域所要求的廣闊度就可能超出了省級單位協調的能力與權限；再次，碳金融化所代表的對碳資產設置的法治化和碳排放權確立，要求制度本身具有穩定的邊界，也需要一個頂層的法制框架。

碳金融應和碳交易制度相伴而生

碳的金融化，使政府對資源能源的調控，擁有與貨幣市場調節工具類似的多層次市場化的調控工具，包括：類似于貨幣政策的政府指導的碳政策宣示和暗示；類似于利息工具的對碳價格上下限的調控；與貨幣供給調節相近的碳供給調節；相當于貨幣儲備政策的碳儲備政策，等等。

這個變化本身的意義在于，國家可以更多地依賴市場工具來控制和影響能源市場（包括新能源市場）和資源市場。維持一個適宜的碳價，等于向市場主體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激勵，而不需要過多地進行行政式干預，具體過問項目的審批和審核。

另一方面，碳和其他商品的重要區別，就是以“人為設計”為特征，是基于人們對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共同責任的制度安排的產物，是國家法律規則與經濟原理、金融工具運用等契合的產物。一經誕生，就具備完整的標準化特點。作為天然的標準化要素，易于衍生化和金融化。進一步來看，只有碳金融化，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才可以發揮制度優勢，才可以將理論上的效率，變成政策實施的效率。因此，碳金融應和碳交易制度相伴而生。國際上，2005年歐洲碳排放體系（EUETS）試驗階段開始運行，同年4月，歐洲氣候交易所即上市期貨合約。

有些研究人員，基于審慎態度，從風險防控的角度，認為碳金融應從現貨經過若干年實踐，再走向期貨的觀點，筆者并不贊同。對于碳這樣的新興要素，沒有對沖工具和避險工具，現貨市場的發展將是緩慢的。對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試點而言，碳的金融化不宜過度延后。從操作角度來看，碳市場金融化的風險是在可控范圍之內的。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在我國國內，期貨交易市場的監管方法其實已經杜絕了一些風險。我國衍生品市場穩健運行和監管經驗已經有近20年的歷史，就風險控制水平而言，期貨市場處于證監會的完整監管之下，目前對期貨經紀機構的資本金要求、自營業務的限制、對客戶融資的禁止，雖然可能保守，但是中國衍生品市場出現大的風險的可能性也被基本控制住了。在這樣的監管環境下，即使碳是一種新興的交易品種，但規則相近，出現風險的概率不高。

其次，可以通過碳排放交易制度安排的設計減少價格波動、引導市場預期，從而控制可能出現的交易風險。以歐洲排放交易體系為例，可選擇的制度設計有：第一，抵消、儲備等柔性機制的設計，這樣可以增加碳排放制度的機制適應性、制度的穩定性；第二，通過價格上下線的設計，可以相當有效地穩定市場投資者預期，將碳價波動置于相對平穩的空間；第三，政府干預，可以大大減少參與者對市場出現較大風險的預期。

最后，盡管可能未來前景光明而遠大，但目前國際碳市場還處于初期階段，全球的交易量和交易額，與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相比，也不是很大，我國碳市場的初期階段，規模也不會過大，風險應是可控的。2011年，世界碳市場的交易總值為1700億美元，這僅相當于2006年國內玉米市場的半年交易量（11283.31億元人民幣），而玉米期貨通常只占國內農產品期貨交易量的五分之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