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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于香港大學;1977年加入香港廉政公署,負責推廣“肅貪倡廉”工作;1978年與美國GreyAdvertising合作創立香港精英廣告公司走紅香港;1992年進軍國內,與北京中信國安集團成立精信廣告公司;1995-1997年任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的行政總裁;現任香港新世界發展公司非執行董事,新世界中國實業項目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董事。
“不要叫我女強人,這個名字很難聽,哈哈……”
“不要提我的媽媽,媽媽走了,說她我要哭的……”
夜里10點多,在北京新世界萬怡飯店的一張餐桌旁,筆者仍處在紀文鳳率真的情感下毫無倦意。
在香港的廣告界,紀文鳳是出了名的“火鳳凰”,然而1995年卻功成身退,并加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服務社會。1998年加盟香港新世界集團,北上大陸做起了職業經理人。20年的廣告生涯,16年的北上經歷,給她的人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成就她的不僅是財富,還有她獨特的內在個性。
從廉署職員到最紅廣告人
采訪中,紀文鳳不時傳來爽朗的笑聲,與她輕松、幽默的對話,筆者很難將眼前這位香港當紅女商人的出身與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聯系起來。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這對我是一種推動力,這個推動力讓我不得不做得很好,因為我想證明給媽媽看不要以為女孩子不行。”
大學畢業后,紀文鳳帶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想當一名老師。不久,香港廉政公署向社會公開招聘公務員,從小就被廉政公署打擊壞人的崇高品質深深打動的紀文鳳毫不猶豫地立即報考,很快被錄取。她很慶幸,原以為內心里的那份公道有了用武之地。沒想到3個月后,報效社會的理想在廉警嚴重的沖突下徹底破滅,當時肅貪工作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把戲,抓到的都是小人物,紀文鳳很難過,她果斷地選擇離開。
短暫的廉政公署工作,讓紀文鳳看到了當時公務員的官僚習氣,也看到了自身性格中自由的一面。對之后的職業選擇,她有了初步的設想,她認為自己敏感、好奇、喜歡自由,廣告這個職業很適合,學生時期到廣告公司當撰稿員的經歷,在她的眼前已經打開了一扇五彩斑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讓她放棄了老師這個原本準備為之奮斗一輩子的職業。
搞廣告,自己創業,資金成了最大的難題,當初拿出的5萬元,除了包括自己所有的積蓄外,還有父母的贊助。請來的12個人中,5個是自己的股東,7個是工作伙伴,一切的開支都省到了極限。1978年,紀文鳳怎么也沒有想到在那種窘境下創立的公司,16年后成了中港兩地10大廣告公司之一,她本人也成了香港最紅的廣告人。
愛香港、愛中藥、愛兒童
紀文鳳曾許過一個愿:在有生之年生活要充實。自始至終紀文鳳都在為這個最樸素的理想而奮斗。然而,在這一路的拼搏中,有兩次死亡的陰影卻給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次是4歲的時候,一場大病差一點奪去了她的生命,后來在中藥的調理下完全康復。從此兩個關鍵詞伴隨她終生——“死亡”與“中藥”。1998年她加盟新世界,首先對中藥產業投入巨資。“小時候是中藥讓我康復,我對它深信不疑,很遺憾中國的國寶沒有做好,韓國的高麗參比中國的任何中藥出口都大,這就是品牌效應,我一定要把中藥做出去。”紀文鳳動情地說。
第二次的恐懼是香港回歸的前夕。1997年3月18日,香港原特首董建華先生安排紀文鳳主持策劃一場海上慶典,由于時間太緊,紀文鳳累倒了,她以為自己得了絕癥。在回歸儀式的前一天,醫生命令她住院,她卻固執地說:“即使死都要把這個做好,否則對不起香港,只有做完以后我才可以放心離去。”
正是對死亡的畏懼,讓紀文鳳內心深處充滿了童真,與筆者的暢談中,她天真的神情與笑容,令筆者禁不住地問道:“你喜歡孩子嗎?”
紀文鳳回答:“我做過許多為兒童謀福利的事,因為小孩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工作我喜歡。”
北上大陸的喜與惑
了解紀文鳳是個血性的商人,是采訪前讀到她出版的一本著作《北上十年》,這部書稿原是在香港《經濟日報》連載的,這本書將紀文鳳在中國內地投資10多年的所見所聞所悟完整的體現,從政要高官到貧民百姓,更多的還是投資環境,港人態度的轉變等等,文章雖短,卻字字千金,書稿出版后在港澳出現了熱銷勢頭,許多香港人把它當作了解內地的一部寶典。
更有趣的是,這本書成了紀文鳳送給內地政要們的最好禮物,每次從香港到內地她總要帶上一些書來,送去的人中,起初她還擔心會不會產生誤會對號入座,沒想到許多倒成為她的知己。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就是其中一位,早在書稿出版之前,他就是紀文鳳文章的忠實讀者與支持者,書稿出版時他還欣然作序。
他對紀文鳳的評價是:“在和文鳳的接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正義感和責任感。這個品質始終支配她的思想和行動,她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思想家,她是一個實干家。我想她未必有多么偉大和崇高的理想,但多少年來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她一直保持一顆純潔的心,與公與私一切都憑著良心來干,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值得我欽佩的。”
在紀文鳳的意識深處,社會的發展只有不斷糾正問題才能向前。采訪時,在一陣幽默的歡語后,她情不自禁地向筆者道出她來內地的一些苦衷:當今她在國內的投資十分廣闊,然而不規范的競爭讓她“很痛苦”。“我們進來(大陸)是交了學費的,國內有時叫我香港人,有時又叫我中國人,有時又是港商,有時又是外商,我的心里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