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源頭降低污染事件發生率
　                       　政府、企業和公眾應相互制約相互促進
　                                中國環境報記者 張俊

　　在近期發生的這幾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中，截至目前，湖南瀏陽鎘污染事件已造成了兩人死亡、500余人尿鎘超標，廠區周邊土壤、農田、林地等被污染；陜西鳳翔600多名兒童被確認血鉛超標，3個鄰近村均受污染影響；山東臨沂化工廠惡意偷排廢水，則造成當地南涑河及下游部分河段突發性砷化物超標，僅江蘇境內在嚴重影響流域內的群眾就有50萬人。

　　這幾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均具有性質惡劣，受影響民眾人數眾多，環境損失范圍大、后果嚴重等特點。雖然對這幾起事故中涉案企業責任人員、失職官員的追責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但受影響群眾的污染損害該如何賠償？肇事企業應該承擔怎樣的賠償責任？中國目前污染損害賠償的立法及實施情況又是怎樣的？如何從源頭上減少污染事件的發生？怎樣才能形成良性的執法環境？本報記者對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楊素娟進行了采訪。

　　如何形成良性的執法環境？要讓公眾合理介入

　　楊素娟認為，我國《環境保護法》和各種環境單行法過于注重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環境行政管理的規定，缺乏必要的保護公眾環境權益的規范。而環境立法僅僅關注政府與企業在環境利益上的對峙、對抗是不夠的。

　　她說，如果環境立法與環境管理不關注環境利益的真正享有者、真正的權利人，也就是說公眾的環境權利沒有得到保障，或者公眾在環境立法中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確立，這樣的環境法律是有缺失的。

　　“環境保護事業應有多個利益主體，而且是個多邊關系，政府、企業和公眾幾方應該是相互牽制、制約同時又相互促進的關系，但目前成了政府與企業的單邊關系。”楊素娟說。

　　怎樣去建立多邊關系形成良性執法環境？楊素娟說:“環境保護的權利人在哪里？環境權益是誰的？應該是公眾的。那就把權利人請出來，政府、企業、公眾三方進行談判，三方來做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楊素娟認為，環境損害賠償的立法，實際上不僅僅包括賠償范圍等具體問題的立法，而且關系到整個環境保護的理念。環境立法應注重公眾的權利，環境管理要還權于民，政府在行使環境管理權時，要讓公眾合理介入。

　　公眾合理介入的途徑有哪些呢？楊素娟說，首先，國家要做整體以及區域的環境規劃，在規劃制定過程中應該充分吸納公眾、企業和民間機構的意見，對規劃進行真正的科學、民主的充分論證。

　　“環境規劃必須切實執行。如果能把生態補償、損害賠償都放在環境決策的前端，就可以有效預防損害的發生，同時動員起公眾來，使公眾加入到環境管理和維權中去。”楊素娟說。

　　為什么企業承擔民事責任難？應建立環境責任保險和環境基金

　　在環境污染事故性損害或累積性污染損害發生以后，不僅要有行政和刑事的追究，違法企業還應該對受害者進行污染損害的補償和賠償。

　　但我們發現，在發生污染事件后，無論是應急處置還是污染損害賠償，其責任基本上都由政府承擔起來了，對企業民事責任的追究非常不夠。對此，楊素娟說，民事責任從狹義上來說就是損害賠償，但目前我國對如何進行污染損害賠償法律規定得很不健全，而且，污染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認定、損害的范圍、財產間接性損失、評估認定都很難，環境立法沒有給予以明確的規定。

　　楊素娟認為，要改變目前企業難以承擔污染損害賠償民事責任的現狀，必須轉變立法理念，跟進相關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措施。如果在一個良性的執法環境下，一旦發生不可預防的污染事件，當企業確實沒有賠償能力時，可以用環境責任保險和環境基金來賠償，發揮出社會化的損害賠償制度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