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治理的模式有很多，有些是可以實際操作的，但實行起來為什么很難？”潘根興認為，污染面積大多是評估出來的，實際的調查卻有難度，一些地方不愿意被調查，土壤、水系和農產品的環境質量調查都如此。有很多地方甚至不愿意科研單位去研究污染環境治理，認為污染信息被釋放，不利于引資和發展。

　　彭應登建議，我國的土壤污染涉及范圍廣，治理難度大，需要改變“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克服片面追求G D P的沖動，貫徹預防為主原則，制定嚴格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技術規范，加強行政引導與管理，強調政府在制定發展規劃、利用土地資源時應充分考慮對環境的影響，注意對土壤資源環境的保護，維護土壤自身的自凈和修復能力。

　　政府主導 提升環境文明觀

　　彭應登說，土壤污染由于其隱蔽性、長期性和不可逆性等特點，一旦發生污染，必然會對當代人及后代人產生嚴重的影響，不利于土壤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了避免這一后果，政府應當承擔起防治污染保護土壤環境的責任。

　　“現階段只有政府牽頭，并按公益性質進行部分財政投入，才能啟動土壤污染治理的大任，真正實現服務型政府和監管型政府的雙重價值。”彭應登認為，由于土壤污染的復雜性、長期性、污染主體的多元性等，如果一味采用“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可能導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困局始終無法突破。

　　潘根興也表示，誰污染誰治理，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但實際上給企業誤導，認為可以先發展，后治理，但發展的實惠被企業拿走，而污染的代價由被污染者承擔了。“一些企業帶走了發展的利益，留下了污染的包袱，政府應該制定相關環境規劃和方案，規避和控制在先，追責治理在后。”

　　“土壤污染普查是制定污染防治規劃的基礎性工作，只有先做好土壤污染摸底排查，才能制定有針對性的防治措施，才能發揮資金應有的績效。”彭應登說。

　　據報道，2006年到2010年，環保部費時五年耗資10億元進行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大規模調查。但對于此次調查的結果，環保部至今未對外公布。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一些地方農業和環保部門時也獲悉，多數被污染地區“家底”不清，雖然國家和一些省份進行過相關調查，但具體污染狀況目前仍無法確定，亟待完善相關法律細則。

　　彭應登建議，為了提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強對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的科研力度，對不同污染程度的地區分別實施不同的治理和修復措施；其次是政府要通過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進行污染控制與治理；同時，通過支持生態農業建設與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加大對重點區域農業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

　　潘根興強調，在研究層面，環境研究一度追求高科技，但大規模可以推廣的技術仍不多。相反，一些常規但實用的技術，例如土壤化學和物理改良技術、鈍化技術等卻很有效果。例如，化工企業搬遷后留下污染地，污染物剝離轉移仍是異地污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對污染土壤進行物理封存和化學固定，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會也應有相應的環境文明觀，這在我國是十分薄弱的。公民的環境意識差，認為環境是公共資源，多消費環境資源就是占有了較多的公共資源。我們需要全社會合理消費自然資源，合理保護環境，自覺維護，而不是占有。”潘根興說。

　　潘根興說，按照國外的經驗，根本的是攸關社會和公民環境風險的項目，要論證了再論證，寧可不上，也沒有人會拍腦袋強行上；在發展中，環境標準嚴格，如果企業沒有達標，老百姓可以上法院起訴。如果有污泥堆放，居民覺得氣味太大，也可以起訴企業。

　　例如，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護方面立法的國家。2002年日本制定的《土壤污染對策法》，基于風險管理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對工業企業關停與轉產、以及進行土地再開發時產生的土壤污染進行了規定。美國對土壤污染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同時明確了政府的責任，規定了美國環保局在實施土地整治行動時的具體程序。澳大利亞很重視從整個生態維護的層面進行土壤污染防治，如對國內某些區域土壤通過設立保護區的辦法進行重點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