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困局是,我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制定的環境質量標準太寬松,拿這個標準說事,往往掩蓋了污染,例如鉛的土壤質量標準居然在250m g/kg以上。因而會有土壤污染未超標,但出現食品安全和人的健康安全問題。”潘根興說。
廣大的農村地區正在成為土壤污染的重災區。《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重慶、黑龍江、四川等地調研發現,由于城鎮化發展速度快,不少小城鎮在發展過程中沒有配備完善的垃圾處理體系,大量未處理垃圾被傾倒在周邊農村,破壞了農村環境,甚至侵占農田、湖泊河道,引起農民不滿。
科學發展 不應盲目追求GDP
“環境問題在我國正處于大規模擴散中。因此,如果只強調發展,不考慮環境的風險,這是對資源和環境的掠奪。科學發展,應先有規劃,后有發展。不能盲目追求G D P。”潘根興說。
潘根興認為,環境保護在發達國家是任何發展項目所必須考慮的背景問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很多規劃,有規定的發展指標,各種改革和政策措施十分強勁,因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但對環境污染問題缺乏明確的規劃,特別是產業發展缺乏對當地環境可能影響的多效應和長期效應的評估。
例如,當前正處于產業帶向中西部轉移階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很少有對當地環境容量和環保的規劃,一些村鎮正在無選擇地承接東部轉移的產業,一些高污染產業正在由東部向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土壤質量差,環境容量其實比大部分東部地區低,這是十分危險的。
《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造成生態和環境破壞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頭是企業。有數據表明,我國工業企業污染約占總污染的70%,其中工業企業污染中的50%是因企業管理不善造成的。
江蘇省小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省委黨校教授馮治認為,有關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忽視了對周圍環境和群眾健康的保護,暴露出企業環境意識薄弱和地方政府責任缺失。從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鉻渣污染,再到紫金礦業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監管乏力、管理缺失的問題。
馮治指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當人們呼吸的空氣、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糧食、蔬菜和肉類都遭到嚴重污染時,這種發展就背離了初衷,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需反思產業發展模式,真正落實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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