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毒死，不能窮死”是不少地方主政者的慣性思維，“惟GDP至上”的畸形發展觀、片面的政績觀，往往使得環境監管形同虛設。政府往往與企業之間形成了一條“利益鏈”，面對長期以來的污染問題政府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企業缺乏增加環保投入的必要外在壓力。

　　一組可供參考的數字是，據媒體報道，浙江臺州椒江兩岸的醫藥化工園區，多年來因廢水、廢氣污染而一直飽受市民詬病。當地2010年全市共處罰污染企業718家，罰款金額2916萬元，平均每家罰款僅4萬元。而4萬元對于企業來說，連撓癢都算不上。

　　此前有數據統計表明，在歐美發達地區，污染較大的原料藥環保成本投入一般占企業總成本的1/3，而國內企業一般只占1/6。有業內人士指出，很多的制藥企業的環保投入可能更低，因為盡管標準嚴格，但違法成本很低，導致企業鋌而走險。

　　專家指出，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目前的高污染企業很多承接自歐美發達國家的“污染大轉移”，而如今在國內，也正在經歷著相似的過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的“污染大遷徙”。從國內治污力度看，越是老少邊窮地區，監管越松。而哪里監管松，高污染企業就往哪里鉆。

　　環境損害賠償存在法律“短板”

　　遏制污染企業在老少邊窮地區的蔓延，在監管失語的情況下，更多還要依賴法律的手段。但目前，中國對于因環境損害如何賠償缺乏完整的法律體系，只是在單行法律、法規中有零星的規定。托克托“污水湖”事件中，村民們在多次向環保部門、地方政府舉報遭漠視后，因為缺乏法律救濟，一度陷入茫然無奈之中。

　　而對于污染企業來說，法律的震懾力并不明顯。北京大學環境法學教授汪勁曾統計發現，1998年到2002年這5年，中國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發生了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違法犯罪的僅12起。

　　另一方面，環境損害中，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具有滯后性，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有些甚至要過幾十年才能發現。在我國現有的法律中，《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環境保護法》等確立的制度不僅十分原則、抽象，還只對環境損害賠償作出了規定，缺少對人體健康損害賠償的相關內容，一些重大的環境損害也未納入其中。這些籠統簡單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使環保行政主管機關以及人民法院在處理環境損害賠償糾紛時無具體規則可循，許多事實基本相同的案件，其賠償結果差異很大。

　　曾擔任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全國人大代表呂忠梅調研發現，中國環境損害案件的審理正陷入困境——法官在環境污染損害方面的知識不足，在司法的各個環節，不管是立案、判決、審理、執行，都存在困難。“盡管各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這種情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防止造成損害的機制沒有，如何消除應對的機制沒有，賠償的方法也沒有，結果是污染企業跑了，只留下居民受害、政府負責、國家埋單。”

　　公開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環境投訴逐年增多，但環境糾紛司法救濟途徑相對滯后，環境訴訟案件數量并未出現相應的增長，仍然存在環境犯罪沒有被依法追究、環境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情況。

　　而在美國，如果一個污染企業造成環境損害，環保署會聯合司法部代表國家對該企業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賠償范圍非常廣泛，除了實際污染損失外，還包括“恢復和清污費用”，通常這筆費用是一項天價賠償，相當于要把生態恢復到破壞之前的情況，如果企業不能負擔就會破產。

　　包括呂忠梅在內的多位專家呼吁，中國應制定一部完善的《環境損害賠償法》，建立完善的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體系。

　　一個令人鼓舞的情況是，近年來，貴陽、無錫、昆明等地紛紛設立環保法庭，環境司法的大門已經打開。相信假以時日，該是對排污大戶們“亮劍”的時候了。（劉暢 記者 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