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污水處理廠和政府的責任主體的不明晰，導致污泥處理處置行業出現什么問題？

　　傅濤：污泥處理的責任主體究竟是污水處理廠還是政府呢？這是一個老生常談但卻急需明確的問題。

　　明確責任主體之所以重要，這關系到污泥處理處置服務的合同甲方和污泥處理處置服務的付費主體的確定。任何一個服務，如果甲方不明確，行業的發展就難以維系——不明確的責任主體導致污泥處理處置企業所提供的服務對象不明確，也就不清楚污泥處理處置的付費主體，因而投資的積極性可能就會受到打擊。

　　我認為需要明確一點，城鎮污水廠所產生污泥的“穩定化”和“無害化”處理服務的最終付費主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地方政府。

　　《21世紀》：目前監管污泥處理的情況怎么樣？是否處理后的污泥真正是“無害化”和“資源化”了？

　　傅濤：現在來看，政府部門的監管責任還比較清晰，地方已不可能再出現多重管理的情況。目前，地方監管責權是誰管污水處理廠誰就是污泥處理的監管部門。當然不同地方分管部門可能不一致，有的地方歸屬于環保局，有的地方則歸屬于水務局。

　　但是由于污泥市場的不成熟、政策的不完善、資金缺口較大等原因，污泥的“資源化”處置規模還比較小。就污泥處理的“無害化”而言，目前尚不好做出清晰的評價。不過，一些地方存在監管疏漏，再加上政府重視程度并不高，離真正的“無害化”還有一段距離。

　　技術路徑尚未清晰

　　《21世紀》：根據過往經驗，干化焚燒、壓氧消化建材利用、好氧發酵土地利用為三條不同的污泥處理路線，各自優勢在哪？目前我國污泥處理處置路線突出的問題是什么？

　　傅濤：評價污泥處置方式的優劣是一個復雜性的問題。因為不僅要考慮污泥所產生的城市具體自然條件和經濟能力，還需要從生態環境層面和跨城市的區域層面來系統考慮。比如在一些西部農業較發達的二三線城市，采取好氧發酵最終將污泥轉化為肥料就較新建焚燒廠用以焚燒發電優勢更大。

　　目前，由市政公用或水務部門所作的污泥處理處置規劃，沿襲了一種“先處理再處置”的思路，即從處理層面考慮的多，從處置層面考慮的少。現在一般政府習慣性的思路為先完成污泥的處理環節，再尋求污泥處置的出路。然而如果尋求不到污泥處置的出路，或者污泥處置的思路不能被環境標準所接受，前面所進行的污泥處理環節就可能是無用功。

　　《21世紀》：結合我國國情和國際經驗，你認為我國應該走怎樣的污泥處理處置路線？

　　傅濤：一般而言，處置環節決定處理環節。同時，由不同的處置方式和其所限定的處理環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污泥處理處置的綜合成本。由于我國每個城市特定的條件不同，其中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環境接納能力不同，因此污泥的處置的方式也應有所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污泥處置方式的確定需要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

　　為了實現因地制宜，地方政府需要根據各自的條件，發布污泥處置方式的約束性法規和標準，而且這些法規和標準需要根據環境條件的轉變而不斷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