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節能幾近“天花板”結構節能尚在“大門外”

　　【目前，我國依靠淘汰落后產能、常規技術改造進行技術節能的空間已經很小，部分行業、企業能耗已做到國際先進、甚至領先水平，部分地方政府擴張型的發展方式、剛性的產業結構成了能耗水平進一步下降的最大障礙。我國節能降耗走到“能否倒逼調結構、轉方式”的臨界點。】

　　僅靠技術改進恐難遂降耗目標

　　記者在內蒙古、云南、湖南、甘肅、福建、江蘇等地采訪時，地方政府領導、重點耗能企業負責人、業內專家一致認為，盡管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節能是個永恒的主題，但是在某些行業、企業、地區，技術節能進一步發揮作用的空間日益收窄，有的甚至遇到“天花板”。

　　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司長周長益介紹，目前，新型干法水泥、大型鋼鐵高爐、超臨界機組等的比重已顯著增加，有的已經在行業得到了廣泛應用，因此再進一步提升技術裝備、通過技術改造實現節能的空間逐步縮小。據測算，如果按照現有的產業結構不變，在目前主要耗能工業產品單耗下降空間已大幅縮小的情況下，僅靠淘汰落后產能和技術進步，支撐“十二五”節能降耗目標任務難度很大。

　　湘潭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能源環保部首席工程師劉憲說，過去6年，湘鋼集團噸鋼綜合能耗由683千克降至600千克標煤，離全國最好水平僅有不足30千克的空間，根據政府要求，未來4年每年還要下降8至9千克。目前已經把干熄焦、余熱發電等所有國家推進的主要節能技術已經用完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株洲冶煉集團生產技術部副部長周正華介紹，企業的單位產品電耗已經降至3000千瓦時左右，接近理論值，已經成為國內外同行業的標桿，如果繼續投入巨額資金用于節能降耗，就極不劃算了。

　　蘭州市節能監察中心主任朱彥、蘇州市經信委張元春等認為，由于技術節能的空間已經不大，“十二五”的重點應從技術節能轉到結構節能，這一觀點成為受訪者的共識。

　　低能耗、高附加值產業是方向

　　記者調查發現，在節能降耗形勢日益嚴峻之時，“倒逼機制”并沒有把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引導到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上來。過去幾年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突擊完成節能任務、避免“一票否決”、保住“帽子”，對重點耗能企業甚至居民拉閘限電的現象時有發生，數字造假也并不鮮見；未來幾年內，不少地方投資拉動、資源消耗推動的固有發展方式呈現出的巨大慣性令人擔憂。

　　內蒙古發展研究中心處長司詠梅介紹，內蒙古的“十二五”的節能指標為15%，比上個五年降了7點，但是實際的節能量比“十一五”多2000萬噸標準煤，所以表面看是容易了，實際需要完成的量更大。更重要的是，內蒙古欠發達的區情沒有改變“十二五”期間，產業結構重型化的趨勢還會繼續延續，在這樣的情形下，加快發展與節能降耗存在矛盾。

　　甘肅省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溫隆家說，甘肅省產業結構是以能源、原材料加工為主，高耗能、高排放、資源依靠型特征十分明顯。溫隆家認為“十二五”期間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走工業強省之路，要實現與全國在2020年同步達到小康的目標，甘肅的發展速度肯定要加快，其中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16%，很難做到快速發展的同時把能耗降下來。

　　“節能與發展屬于兩難問題”的觀點，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基層干部中得到普遍認可。江蘇省經信委處長張金國認為，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沒有實現之前，節能和發展在具體問題操作上是相互矛盾的。發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業，是各地夢寐以求的。但經濟發展有其客觀規律，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蘇完成“十二五”目標的難度大于“十一五”。

　　對策與建議“硬化”節能考核，激活創新能力

　　湖南省經信委副主任劉平凡、云南銅業生產部主任張云軍、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高級顧問王樹茂、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康艷兵、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等人認為，一方面從國家層面上把節能降耗任務提升至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加快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中心的改革，更充分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用制度激活全社會的創新能力，是促進結構調整、方式轉變的關鍵。

　　首先，在堅持技術節能的同時，利用現有的行政、稅收、法律等手段促進技術節能為主轉向結構性節能為主，加強工業能評，從項目審批上限制高耗能產業發展。

　　其次，引導制造業的產業鏈向兩端延伸，鼓勵企業“練內功”、把精力用于科技創新、品牌建設、效率提高上。

　　第三，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專家認為，從節能降耗面臨的嚴峻形勢判斷，我國“調結構、轉方式”已經刻不容緩，但缺乏創新能力，轉變談何容易？地方政府“公司化”、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是導致增長方式粗放、科技體制不順、創新能力薄弱等問題的重要原因，需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調整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和行政層級，提高政府效能。其中，“政府主導調結構”的傾向尤其值得警惕，例如各級政府紛紛向中央所提戰略產業靠齊，導致地區產業發展規劃高度同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