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我們是根據事故程度來判斷的。這次蓬萊油田泄漏跟墨西哥灣那次事故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井噴引起爆炸，出處和性質都十分明顯，結果出現大規模漏油，難以控制。我們這一次罕見的溢油，出處和原因一開始是模糊的，后經多種技術手段的調查和分析才初步判斷B平臺的石油可能是從一條天然的地質斷層中滲漏出來的。

　　記者：840平方公里的海水一夜之間變成劣四類水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判斷，都已經是一次相當嚴重的公共環境事故。公眾都在質疑，最高20萬元的處罰確實太輕了。

　　呂波：20萬元只是對事故責任者的行政處罰，跟索賠不是一回事。處罰應當由作業方康菲公司完全承擔。根據政府最后確定的造成事故的原因、性質和石油合同的規定，來裁決作為合作伙伴的中海油是否需要分攤賠償金額。

　　記者：反思整個事故的處置過程，中海油現在怎么看待這件事？

　　呂波：公眾對信息披露有很多質疑。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在事件的處理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顧此失彼，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協助康菲處理事故上了，沒有及時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和檢討的。

　　【記者觀察】在與中海油諸位負責人對話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他們都不認為中海油有“瞞報”的問題，因為他們在事故發生后“第一時間”按照相關法規向上級主管部門報告了此事。

　　而在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海洋局有關負責人也說，事故發生后，海洋管理部門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第一時間”將監測結果通報了國家應急管理機構、國務院有關管理部門，環渤海的山東、河北、天津、遼寧三省一市人民政府。

　　誰都“沒有瞞報”，為什么公眾就被不明不白地瞞了一個月呢？

　　的確，依照安全生產等方面的現行法規，只要在規定時間內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就不算“瞞報”。根據香港、美國資本市場的規定，也許企業還沒有觸及到必須披露重大事項的紅線。

　　然而，我們聽到的都是“對上級負責”“對股東負責”，就是沒有聽到“對公眾負責”。近年來，在多次重大公共事件中我們都看到：把向主管部門“內部報告”，等同于向公眾“公開披露”。這種“內部運作”的陳舊思維，與現代公共事件處置理念相去甚遠。

　　這樣一次重大事故，無論從環保、經濟還是安全生產來講，都與百姓利益息息相關，廣大公眾當然有知情權、監督權。企業沒有及時向社會通報，是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政府部門沒有及時向社會通報，是行政方式的落后。

　　也許國內某些國企及其主管部門還可以說“意識滯后”，可是此次事故的作業方康菲公司是一家美國公司，墨西哥灣漏油事故殷鑒不遠，它怎么也“忘記”了公開透明的國際慣例呢？

　　事實上，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早已明確：“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發布應當及時、準確、客觀、全面。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要向社會發布簡要信息。”

　　記者遍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家安監總局的《生產安全事故信息報告和處置辦法》、國家環保總局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等法律法規，發現對“內部報告”已經規定得很細了，細到以小時計算；而何時告知公眾、怎樣告知，卻規定得十分籠統，甚至該由誰去告知都沒說清楚。

　　由此帶來的一個尷尬局面是，如果在公共突發事件中有人阻礙公眾知情權，可以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卻難以受到法律的制裁。

　　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我國的信息公開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渤海溢油事故再次提醒我們，如何切實保障群眾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四項民主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