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參與社會變革的范本

　　2010年6月至7月，在北京宋莊美術館的展覽中，王久良《垃圾圍城》的全部攝影作品以及同名紀錄片被全面展示，他希望這些圖像所揭示的商業消費生產以及因此所帶來的生活觀問題，能持續地引起社會公眾的正視。

　　而近期在當代MOMA百老匯電影中心，《垃圾圍城》紀錄片正吸引著不少觀眾。紀錄片試圖彌補和強化照片無法實現的聽覺手段，在紀錄片開場的長空鏡頭后，可以聽見窸窸窣窣的響聲，接著是一望無際的垃圾場里的兩個人正在打包一大袋垃圾。

　　事實上，正是通過媒體對部分作品的傳播，才使其產生了直接的現實影響。“特別是2010年2月新華社跟進做了深入報道，一位中央領導人做了很長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確出臺文件，要投入100個億對北京周邊近1000個垃圾場進行治理。”作為影像參與社會變革的實驗范本，《垃圾圍城》顯示了藝術之外的現實意義。在王久良看來，紀實攝影、紀錄片不同于其他藝術形式，它是對現實的摹寫，它的表現形態和內容跟社會的關系相對更加緊密。

　　接受本報采訪前，王久良剛剛回訪了他曾拍攝過的一部分垃圾場，結果發現，他鏡頭下的絕大多數垃圾場都得到了徹底的整治（例如昌平區官牛坊的垃圾場），但極個別處于歸屬模糊地帶的垃圾場（如國家環保產業園區南側、亦莊開發區靠近南區），盡管數量不多，但看上去仍很難被清理。

　　王久良說，自己只是一名攝影師，最多也只是提出問題并參與解決，至于垃圾場的整治，則是施政者的具體工作。“《垃圾圍城》之后，事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垃圾場在減少，但垃圾并沒有減少，而且隨著消費指數的提高，城市的擴張，垃圾會更多。”

　　根源是資本控制的消費文化

　　剛開始做《垃圾圍城》時，王久良只是想求證北京有幾個垃圾場，污染程度怎樣，對人的影響如何。結果他越走發現垃圾場越多，越看越驚心，一直到2009年底才發現北京真的處于一個“垃圾圍城”的狀態。整個過程中，他也對目前的“垃圾分類”產生了質疑：“很多人認為垃圾分類有回收和利用，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垃圾分完類以后又去了哪里，在回收利用過程中又會產生哪些危害。”

　　拍攝中，王久良慢慢意識到垃圾問題有更深層的癥結資本操控下的消費主義。“讓民眾意識到垃圾的產生不在于政府是否作為，是否制定了法規政策，也不在于多建幾個垃圾場，或者先進的處理技術，而在于是否認清整個資本生產。”

　　他以某營養品為例，該產品在研發、推廣過程中占用了大量社會資源，但僅僅起到安眠藥鎮定劑的作用。“有句口號是‘把冰賣給愛斯基摩人’，也許你根本不需要，但是他總會想辦法讓你去購買。”王久良表示，“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在為消費而消費，為面子、為虛榮而消費。在歐美，工業革命用150年的歷史才形成這種消費文化，而我們中國只用了30多年就走過了這個歷程。我們從一個非常崇尚節儉的文化理念過渡到補償式的瘋狂消費狀態僅僅是幾年的時間，這種消費文化的轉變需要進行探討。”

　　接下來，王久良還要完成另外兩個商品社會消費主義的作品，一個是《超級市場》，希望能幫助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垃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努力想體現垃圾和商品，垃圾場和超級市場（可以歸結為市場），以及垃圾問題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因為消費排泄物與人們的消費觀念是密切關聯的。”

　　另一個作品則是要剝開“垃圾分類”的話題。“我想讓人們看到垃圾加工的實際情況，看到垃圾處理過程中的成本和污染。人們以為一塊錢的垃圾加工后可以賣兩塊錢，看似賺了一塊錢，實際上這一塊錢遠遠比不上污染造成的環境代價。真正到那些地方后你會看到污水橫流、垃圾遍地、空氣污濁，整個地域民眾生活質量下降。現實真的是觸目驚心，因為我看到了這些，所以更感同身受。”王久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