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重點抓節煤

　　為了既保證經濟發展又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報告就在經濟剛性增長和保障效率前提下的碳減排，給出了制度方案和政策建議。報告認為：“減排的制度方案和政策措施應是在推進市場化的基礎上，對相關的市場失靈加以補救。”

　　按照我國現在的能源經濟制度推算，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到2050年將達623億噸，平均年增長率為5.6%，這是一個不可承受的排放量；如果我國繼續完善市場化，前14年會大大降低碳排放強度，2005年到2050年平均年增長率為4%。

　　報告建議政策重點抓節煤，即優先完成煤炭產業的市場化和征收資源稅和環境稅。這將導致煤炭價格上升23.1%，同時也使其消費量減少6.9%，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量增長0.83%。

　　國際氣候組織項目經理鄧梁春對此表示，如此一來，煤炭價格和電價的倒掛將使電廠承受更大的價差壓力，而最終將反映在電價上漲上面。

　　其次，“盡管煤價上漲可以提高其他更清潔的能源，如天然氣的使用比例，但其替代彈性并不強，因為我國天然氣儲量并不豐富，因此最終居民和企業要為能源付出的成本將會增多。”鄧梁春說。

　　報告強烈支持開發新能源的政策：“從社會貼現率角度看，政府支持不可耗竭的無(低)碳能源的開發是值得的。這種戰略性舉措將會帶來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由此可能導致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大規模替代。”報告預測在這樣的情景下，我國從2028年開始就會出現碳排放零增長，到2036年則會出現持續負增長。

　　投資：每年需增額外投資1萬億

　　據報告測算，如果中國要發展真正意義上的低碳經濟，每年需增加額外投資1萬億元人民幣。從各能源品種、各部門對終端能源需求總量減少的貢獻量來看，煤炭的貢獻量居各種能源之首，其次是油品、熱力和電力；工業部門對減少能源需求的貢獻最大，其次是交通、民用、服務和農業。

　　但這個每年1萬億元的額外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除了我國政府的撥款投資，“我們得在談判中和發達國家達成資金和技術的轉讓機制，得到他們的投資。這首先是個大國間談判和博弈的問題。”鄧梁春說。

　　目前有不少國內和國際金融機構投入到新能源市場，鄧梁春認為，這些資金首先是逐利的，而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很多其他效益難以在市場上量化，它們具有的社會公共福利也難以貨幣化，因此這種逐利資金也不能夠覆蓋這些額外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