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2010年12月的講話中已經把保持美國在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作為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當前美國視中國為經濟威脅的情況下,兩國新能源不應被看成是雙方合作的亮點,而應被視為中美的競爭焦點。美國一方面通過氣候外交來限制中國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增長,另一方面又積極謀求在低碳和新能源領域的領導地位。因此，中美兩國在新能源領域的貿易和產業競爭將長期存在并將愈演愈烈。

    從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角度來看，《坎昆協議》達成之后，各國執行減排的任務已迫在眉睫，如果下次談判達成2050年全球碳排放減半的目標，那么全球的排放空間約為105億噸，而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碳排放仍然會持續增長，僅中國和印度兩國，2030年的排放量就會超過100億噸。因此，從長期目標來看，歐盟和美國將繼續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壓中國承諾其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并要求落實“可衡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減排承諾，制定嚴格的報告，監控和核查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減排量的標準。因此，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絕不僅僅是橄欖枝，美國仍然堅持把減排和中國相掛鉤，否定京都議定書模式，要求采取按照能力減排的原則，要求中國在減排問題上接受核查和監督，并提高減排標準和透明度，這些也表明雖然中美新能源合作面臨重大的歷史機遇，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雙方的合作仍存在巨大的障礙。

    從全球歷史演變來看，霸權興衰的前提條件是國際能源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是否有國家（或非國家實體）擁有了可以挑戰現行體制的新的能源鏈條，這包括：新型能源的發現、能源資源的排他性占有、能源應用技術的革命性進展、能源技術的普及與社會經濟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國家對能源使用的控制力等等。

    例如16世紀英國從生物能源實現了煤炭能源的轉型，而其工業革命比歐洲其他國家提前很多年。富有制度和技術創新優勢的美國率先將石油用于工業，領導內燃機工業革命。美國對各種新能源（核能等）占有優勢、技術效率優勢和逐步加強的國家控制力使其從二戰至今保持了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

    因此，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新能源革命中領跑世界。美國勢必從戰略、貿易和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的新能源發展進行遏制。有些中國能源學者為了迎合美國的意圖，竟然高論所謂“低碳經濟陷阱”，事實上，任何遏制低碳產業發展的措施才是中國發展的最大陷阱。

    盡管中美兩國在維護能源安全、促進清潔能源發展上擁有廣泛共識和利益交匯點，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取決于其能否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掌控新能源，而自主創新的能源技術是無法通過中美合作取得的，面對美國有可能遏制中國新能源發展的圖謀、面對下一代能源的國際激烈角逐，面對國內節能減排的嚴峻態勢，中國需要盡早統籌集中國內各種資源、落實融資信貸和技術轉讓政策、以及重組集團化政策，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中國能源結構的跳躍式發展，爭取我國在未來20-30年后掌控全球新能源的戰略高地。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