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威爾金斯也指出，對于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來說，標普這一新方法學或許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因為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承諾任何強制性的減排目標，也尚未產生一個真正的碳價格，因此對企業來說，碳排放帶來的成本并不高，或者難以估算。“就中國而言，我們正在做的這套方法學是有點超前的，”威爾金斯說。

    去年10月，由威爾金斯領銜的標普全球碳市場團隊做了一個“亞太企業碳暴露調查（Asia-Pacific Corporate Carbon Exposure Survey）”，向300家接受標普評級的亞太上市公司發出調查問卷，有28家企業作了回復。

    他表示，標普并未就這28家企業中有多少家來自中國進行分解。但就單個問題來看，回復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在他們的財務報表中計算過碳債務，雖然所有回復的中國企業都看到中期未來四年來自監管層面的負面影響。能耗是他們最擔憂的一項支出。

    不過，威爾金斯指出，他們也看到在中國企業內部發生的一些變化。
　　

    在回復的中國企業中，大部分已經開始進行內部的碳足跡盤查和核算，以及對未來碳排放的預測，以應對未來的監管。但這些企業尚未進入到將碳排放換算成財務債務的階段。而國內的投資者也尚未迫切地意識到這將影響他們的投資。

    標普將采用公司自主提供的數據和公開信息收集數據相結合的方法，來計算碳債務。對于不能或不愿提供數據的公司這在中國公司是非常普遍的來說，標普將和第三方信息收集或核查認證機構合作，基于產出、模型、行業碳強度等指標，計算出一家公司可能的排放量，然后轉換成財務債務數據。

    如果這家公司對標普計算出的數據有異議，“OK，沒問題，那就請你告訴我正確的數據是什么，”威爾金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