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產業鏈模式能規避風險

    民資對光伏業的理性態度，不僅在像方旭昶這樣的電池片和組件生產商身上得以體現，在浙江省唯一一家光伏全產業鏈生產商——寧波太陽能電源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振軍那里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王振軍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我們不像無錫尚德和常州天合光能，他們已經上市，我們的錢并非在資本市場上募集而來，因此在每筆資金投入前，我們都會詳細評估市場和行業風險。正是這種如履薄冰的態度，使我們躲過了讓全中國光伏企業遭遇重大損失的2009年危機?，F在整個行業又進入一波景氣周期，可目前仍不清楚這波周期的延續時間，因此我們目前仍不想囤貨，也沒有制定擴產計劃，還想再繼續看看。”

    記者發現，“理性”幾乎已成了浙江省光伏業的標簽。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理性和謹慎或許可以讓他們規避經營風險，但當前中國光伏業“兩頭在外”行業特性所蘊含的風險，僅靠企業的理性與謹慎并不能完全消除。

    所謂“兩頭在外”，指的是光伏產業鏈第四個環節電池組件的銷售和第三個環節電池片的原料來源硅片都嚴重依賴國外市場。

    以電池組件的銷售情況來看，據相關統計數據，2008年，我國太陽能電池產量超過2000MW，其中97%以上出口；2009年出口比例有所減少，但仍占到9成多。這種基本依靠海外市場的格局導致我國光伏產業發展的外部性非常突出，一旦海外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就會影響中國光伏業的全產業鏈發展，甚至動搖產業根基。

    目前，國內太陽能光伏的應用只集中在農村電氣化和離網型太陽能光伏產品，比如太陽能路燈，并未能進入應用供電網，而后者才是太陽能光伏產業之所以能形成產業的基石。

    國內光伏的應用現狀和9成以上電池組件產品銷往海外的現實情況還形成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對我國減少碳排放的目標沒有任何幫助。目前，國內在光伏產業鏈生產活動中消耗的能源并沒有通過光伏發電系統得以回收和再生，更沒有使中國享受到太陽能光伏發電的環保收益，形成“新能源出口國外，碳排放留在國內”的節能減排倒掛現象。

    沈福鑫認為，在國家還沒有做好如德國與西班牙一樣對國內光伏產業進行大規模補貼以刺激光伏終端應用的情況下，只有一條道路能降低“兩頭在外”風險，就是建立全產業鏈模式，同時組建產業集群，形成規模化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

    建立全產業鏈模式，即太陽能光伏業“垂直一體化經營”，事實證明，這種模式確實能夠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毛利率。最典型的例子是采用垂直一體化經營的常州天合光能和傳統光伏電池組件商無錫尚德在毛利率方面的巨大差異，在今年二季度，前者的毛利率超過后者15.3個百分點。

    浙江省光伏業的政策樣本

    謹慎與理性、實施垂直一體化戰略、極力發展提純硅技術，這是目前中國光伏企業降低行業風險所能采取的極致措施，但如果國家不在具體的政策層面對光伏業提供實際支持，那么企業的努力并不能真正從根本上降低風險，更談不上控制風險。

    中盛光電集團全球營銷總裁郭振海表示，光伏行業是政策性導向很明顯的行業，企業的理性能促進市場平衡，但這并不等于說光伏業不需要國家具體政策的實際支持。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尚缺乏對于光伏業的系統性支持政策。在8月19日，央企報出的0.7288元/千瓦時的國家光伏電站特許投標價格，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短期內仍無助于解決“兩頭在外”的行業難題。

    江蘇一家大型民營光伏企業的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中標的都是國企，哪個民營企業愿意去玩這個游戲？如果企業不去賺取正常的利潤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沈福鑫也表示，“這個中標價對民企很不公平。國內目前光伏行業的推動和參與力量主要是民企，我們省內也同樣如此。”沈認為，以現在國內的技術水平，光伏并網電價的水平應在1.6元/千瓦時左右。

    沈福鑫透露，在產業鏈層面，浙江省將培育5~6家各自具備全產業鏈的大型光伏企業，以此降低成本，規避行業風險；在技術改進上，浙江省正籌劃建立“光伏產業研發中心”，加大光伏業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

    最重要的是，浙江省對光伏上網電價將有大動作。“針對光伏上網電價，兩年內將有望出臺有新政策。”沈福鑫透露說，對國家33個立項項目，除了國家補貼外，浙江省政府計劃對每發一度電補貼0.7元，再由縣市級政府補貼0.7元，“總額達到1.9元/度。”

    “我們相信，在補貼政策、光伏產業合理布局和技改推進后，浙江省的光伏業產值有望在2009年140億的基礎上，至2012年達到2000億元的規模。”沈福鑫說。

    在新一輪行業發展周期中，抗風險能力較弱的民營光伏企業，急需來自國家層面的系統政策支持。在浙江，已經開始啟動的戰略性政策嘗試，會為全國光伏行業提供一份切實可行的政策樣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