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政策:標準不清，機制不靈

　　導讀:

　　自去年開始，社會上反焚燒浪潮興起，而垃圾源頭分類被反焚燒者看作是源頭減量和提高焚燒安全性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政府啟動了新一輪的垃圾分類工作，北京、廣州等試點將近10年的分類工作事實上已被無聲宣判失敗。

　　那么，新一輪分類工作目的是什么？目標是什么？是為了平息公眾對垃圾處理設施的抵制，還是為了尋找解決垃圾問題的辦法？主管部門一貫堅持垃圾處理目標是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垃圾分類是重要前提，并提倡從源頭減少垃圾產生，但是，我們的政策存在模糊甚至矛盾的地方，影響了相關工作的推進。

　　有害垃圾不分類，如何實現無害化？

　　有害垃圾的分類處理是垃圾分類處理的重要內容。無論從環境安全角度還是從資源回收(包括可回收物再利用和餐廚/廚余垃圾再利用)角度，其危害十分明顯；如果從操作上考慮，分類應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逐步推進，家庭有害垃圾并不是每天都產生，產生量也較低，建立單獨收集體系相對簡單易行，也可作為其他分類收集體系的間接實驗。

　　然而什么是家庭有害垃圾？

　　廣東番禺“綠色家庭”的成員們編寫的《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推廣指南》中列出的有害垃圾類別里，有電池、熒光燈管、水銀溫度計、藥品、化妝品、殺蟲劑、油漆等圖例，并注明要“單獨收集特別處理，不能隨意丟棄”。

　　但是這并非官方規定。記者查閱了原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發改委、原建設部、科技部、商務部聯合制定并于2003年10月9日出臺的《廢電池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其中指出，“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不鼓勵集中收集已達到國家低汞或無汞要求的廢一次電池”。

　　此外，環境保護部和發改委在2008年發布的《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第六條規定，家庭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廢藥品及其包裝物、廢殺蟲劑和消毒劑及其包裝物、廢油漆和溶劑及其包裝物、廢礦物油及其包裝物、廢膠片及廢像紙、廢熒光燈管、廢溫度計、廢血壓計、廢鎳鎘電池和氧化汞電池以及電子類危險廢物等，可以不按照危險廢物進行管理。

　　此文件同時規定，這些廢棄物從生活垃圾中分類收集后，其運輸、貯存、利用或者處置，按照危險廢物進行管理。

　　按照上述規定，廣州市志愿者將自行收集的有害垃圾可以不進行單獨收集，但如果單獨收集了，就應該按照危險廢物進行管理——那么居民到底應該怎么做？

　　關于家庭有害垃圾分類收集，不但廣州，全國都沒有做好準備。國家層面上，相關部門對家庭有害垃圾尚未有明確目錄。對此，專家建議，家庭有害垃圾應由政府建立分類收集系統，讓居民免費投放。為提高收集率，需要建立持續的宣傳教育體系，甚至需要建立類似押金制度，提高居民單獨收集家庭有害垃圾的積極性。而這些，需要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環境保護部、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科技部等各部委共同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并推動實施。

　　源頭減量機制不靈，兩個名詞難管事

　　源頭減量亦即避免垃圾產生，是垃圾管理工作的第一優先級。對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源頭減量來說，推行凈菜進城和減少包裝物無疑是最有效的途徑。

　　關于凈菜進城，國務院頒布了《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01號，1992年6月28日頒布；1992年8月1日實施)，原建設部在《關于開展凈菜進城加強廢舊物資回收工作，減少城市生活垃圾的通告》(建城［1994］119號)中提出“力爭到1997年直轄市、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基本實現凈菜進城，到2000年，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基本實現凈菜進城，到2010年全部實現凈菜進城”的目標。將近20年過去了，目標并未實現。有觀點認為，凈菜進城推廣難與我國困難時期形成的節儉習慣和傳統觀念有關，但“三綱五常”的傳統觀念尚且能破，“買菜”的習慣就能成為凈菜進城這一進步觀念的絆腳石？

　　實際上，凈菜進城推廣進程應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與傳統習慣關系不大。另外，工作是否細化、相關法律和標準是否完善是凈菜進城推進成功與否的關鍵。首先，此項工作由建設部門牽頭，商業、農業部門具體推廣落實，但直到今天，關于“凈菜”的衛生指標尚無國家或行業標準。其次，至今尚未建成完善的物流管理、質量監督以及相應的補貼機制，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并非每個階層都能消費得起高價的凈菜；再次，對于“毛菜”，至今也未有限制進城的相關規定。

　　而包裝物減量則進展更慢。如果將減少包裝物作為垃圾源頭減量的措施，應該由與垃圾處理相關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負責推動；如果將其作為節約資源、節能減排的有效途徑，應該由國家發改委或環境保護部等部門協調管理；同時，應該制定強制性的法律法規，一方面約束、限制產品包裝材料和比重，一方面建立包裝物回收的物流體系以及生產者責任制度，減輕包裝物造成的垃圾處理負擔。而我國關于包裝物減量政策的制定緣起于限制月餅盒的豪華包裝，《限制商品過度包裝條例》及相關要求的制定工作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負責。

　　這兩項源頭減量舉措要想真正取得進展，相關部委必須制定更細化的政策，研究出更完善的工作機制。

　　回收要看值不值，借鑒探索新模式

　　仍以上文《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草案)》中對“可回收物”的定義為例，有專家認為，從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角度來看，這個定義無可厚非，而我國目前的廢物回收更多地體現為經濟活動，是否可回收完全根據廢舊物資市場需要而定。面對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這類回收體系是脆弱的。隨著社會發展水平提高，有些廢棄物的回收就不再有利潤或利潤很低，對于部分“可回收物”，回收者就不會回收，消費者也不會收集。例如現在的塑料袋、牙膏皮、織物和玻璃等廢品。

　　對此，有關部門能否借鑒德國經驗，即向包裝產品生產者收取包裝垃圾處理費，用這筆費用促進包裝類垃圾的回收利用？據介紹，德國在1991年正式實施包裝條例法規。包裝條例規定:貿易及工業界對運輸包裝、轉換包裝和銷售包裝的回收利用承擔義務。同時，這一條例也為生產者和銷售者提供了委托第三者幫助履行這一義務的可能性。這一條例的實施一方面促進了包裝垃圾的分類收集、回收利用和減量化，同時也為城市垃圾處理開辟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德國雙軌制系統股份公司(Duales　System)應運而生。雙軌制系統按照包裝條例的規定，負責在用戶附近建立回收系統，回收包裝垃圾，并由此使銷售者和生產企業從他們各自應履行的義務中擺脫出來。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已有20多個國家建立了類似體系。

　　另外，巴西模式也可做參照。面對城市生活垃圾，巴西政府積極作為但并不采取強制手段，而是積極發揮政府調動市場和社會力量的能力，利用政府資源(用地等政策優惠)，鼓勵無業人員成立合作社，因地制宜，綜合解決城市包裝廢棄物管理問題和城市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我國也有大量的拾荒人員，能否建立類似機制？